這是台灣在普遍性大文化的一些方面處於較先進發展階段的心理反射。在這種現實狀態下，台灣的統獨取向對兩岸關係走向的影響至關重要。遺憾的是，大陸針對兩岸這種實際情況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的良好用意沒能被台灣接受，台灣當局反而試圖以“一國良制”的提法相抗衡。更糟糕的是，1980年代末李登輝在台主政後的20多年間，台灣當局日益明顯地放棄了原有的兩岸統一目標。這使台灣島內支持統一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人數比重在不斷減小，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目標難度不減反增。兩岸普遍性大文化的差異增大了國家統一的難度。由於台灣在普遍性大文化某些方面的領先現實，加之其對大陸“一國兩制”政策的誤解和排斥，台灣民眾對未來統一後國家權力分配和個人權益能否得到保障的不確定感，加重了其對國家統一的疑慮和對一個中國的國家認同的疏離。
當然，特殊性大文化方面的差異也不容忽視。台灣在文字書寫、日常用語、生活方式、價值認知、媒體生態等方面都與大陸有很大差異。台灣在特殊性大文化方面的特征與大陸相比並不存在明顯的優劣之分，但越來越多的差異會強化台灣內部的文化和政治認同，弱化對整個中國的文化和政治認同。尤其是兩岸在精神文化領域存在差異，大陸文化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近代西方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台灣文化則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化， 台灣島內根據兩岸文化的差異性提出的“台灣文化主體性”，客觀上有突出文化差異而增強“台灣主體意識”、弱化中國認同的效果。
因此，兩岸和平統一進程中，大陸應加快發展普遍性大文化，使之重新回到世界先進行列，至少不能落後於台灣的發展水平，同時注意保持和弘揚中國特殊性大文化，充分發揮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魅力與影響力，提升兩岸民眾的凝聚力與向心力，增強文化與政治認同。
一是繼續發展物質領域普遍性大文化。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揭示出人的生理與安全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求，衣食住行的可靠、精美與便捷是人們普遍追求的物質文化目標，先進的物質領域普遍性大文化是增強吸引力和趨同感的最直接有效的內容。歷史上中國在物質領域的普遍性大文化特征在世界範圍內長期處於領先地位，房屋、舟車、飲食、武器、農具等眾多方面都明顯領先於周邊地區，這也是為什麼即使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往往也被“漢化”的重要原因，因為任何社會群體都會有接受更先進的物質文化的內在動力。用火照明的文化最終要被用電照明的文化所取代。加強中國大陸物質文化的建設，持續提升民眾生活水平，本身就是增強對台灣吸引力的動力源。
二是加快發展精神領域普遍性大文化。這方面的文化建設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隱性文化內容，但普遍認為有先進後進之分。例如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價值取向和人際關係方面，團結、公正、勤奮、法治被普遍認為優於內鬥、壓迫、懶惰、人治，因此前者也是精神領域普遍性大文化的發展方向。大陸應加快發展精神領域普遍性大文化，使台灣民眾對這方面的進步和成就感到信服。有國內學者將國家認同界定為制度、利益、文化、非國家共同體認同的“四位一體”，制度認同排在首位。認為國家是具有政治性和權力性的特殊共同體，公民身份的認同主要在於對國家政治體制、法律制度、執政者理念和行為等政治因素的認同。因此國家認同構建和強化的關鍵，在於如何從制度和行為的角度保證將公民吸引在國家這一共同體內。國外學者也非常重視制度在國家軟實力中的作用。大陸改革開放30多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離不開制度變遷，應該繼續發揮不斷進行自身制度改革的優勢，持續營造制度紅利，凸顯大陸制度優勢，增強兩岸民眾對大陸的制度認同，在制度、政策、價值觀等方面占據人類精神領域普遍性大文化的制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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