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鋒銳律師事務所代理、炒作過多起敏感案件。”黃力群說。周世鋒經常教唆律師在代理案件中故意挑事，這些律師回北京時，周世鋒還會安排人員拿著鮮花去接站，並公然表揚這些律師幹得好。
◎各懷鬼胎揚名獲利製造混亂另有所圖
那麼，這些“維權”律師、推手和“訪民”在一次次“維權”炒作中能獲取什麼好處？他們這樣做是否還有更深層的目的？
黃力群、翟岩民、吳淦、劉星等人供述，他們的目的就是揚名獲利、製造社會混亂。這種炒作模式之下，每一個環節的參與者都有利可圖——
對於律師而言，本身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他們介入後使得事件、案件的關注度更高，造成的社會影響更大，律師也會因此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如果能代理還能掙代理費。
對於律所里的非律師人員，例如吳淦，“在炒作敏感事件中，既提高了名氣，擴大了影響力，而且在每次募捐中借機斂財，落下了不少錢。”又如，負責向境外網站發“聲援”新聞的人員，“他們發完東西署自己的名字，那些網站的人會找到他們，給他們錢。”
對於“訪民”而言，儘管與這些敏感事件沒有關係，但他們參與其中，首先能夠借機讓自身訴求得到律師的援助；其次，能夠引起自己家鄉政府的關注，對於解決自身訴求有利；同時，還能得到一些經濟方面的利益，除了差旅費實報實銷之外，還能得到數百元的補助，如果被拘留還有“拘留補貼”。
對於翟岩民這樣的推手而言，每參與一起敏感案事件，能領到少則數百元、多則數千元的“補貼”，在“圈”內的名氣也越來越大。“我感覺很好，因為我沒有收入，既可以賺錢，又可以得到別人特別是訪民的尊重。”
對於律所而言，炒作是揚名獲利的“捷徑”。經過一系列熱點案事件的炒作，鋒銳所名聲大振、財源廣進。正如周世鋒所言，用法律框架內的方法很難打贏一些官司，就是要用法律之外的手段贏得官司，讓其他人都看到鋒銳所在這方面的本事。
連日來，黃力群、翟岩民、吳淦、劉星等人對自己的涉嫌嚴重犯罪行為進行了深刻反思，並認識到了所謂“維權”活動對社會的嚴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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