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他的支持者宮崎寅藏將自己所參與的孫中山革命史事寫進回憶錄《三十三年之夢》一書中。該書於1902年出版，孫中山為它寫了序言。1903年，在上海《蘇報》館任主筆的湖南人章士釗（行嚴）將這本日文著作，根據自己的意思，節譯成《孫逸仙》小册子，作為《蕩虜叢書》的一種出版。章太炎、秦力山及章士釗本人都為這本小册子作序，高度評價孫中山的革命先導地位。章士釗認為，“孫逸仙者，近今談革命者之初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認，則談興中國者，不可脫離孫逸仙三字。”此書出版後，“一時風行天下，人人爭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大出意外。”當大批青年學生出國赴日前後，接觸到介紹孫中山活動事跡及看到知識界先進所做的這些介紹時，孫中山的形象無形中便高大了起來，這也就為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擁戴孫為總理奠定了基礎。
這時的章士釗還不認識孫氏其人。但因為章士釗已結識章太炎，而章太炎在1902年赴日本時已與孫中山來往，故章士釗對孫的了解，可能多來自章太炎的介紹。另外，章士釗也可能從秦力山、王慕陶處得來一些信息。
章士釗在《疏〈黃帝魂〉》中回憶說：“吾之所知於（孫）先生，較之秦力山所謂海賊孫汶，不多幾許。一日，吾在湖北王侃叔（慕陶）許，見先生所作手札，長至數百言，用日本美濃卷紙寫，字跡雄偉，吾甚駭異。由此不敢僅以草澤英雄視先生，而起心悅誠服之意。”當時孫文之為國事犯受通緝，已廣為人知。為活動方便，用了中山、高野一類的日本姓氏。故熟人相遇，便稱中山先生或高野先生。起初是口頭上說說，或通信上使用，進而在報刊上也用了，習慣成了自然。如章太炎在1902年3月致吳君遂信中便說，“今者，任公、中山意氣尚不能平，蓋所爭不在宗旨而在權利也。”任公是梁啟超的字號，章太炎將任公、中山並列使用，可見至少在此時（1902年），部分中國人已將孫氏在日本所使用的姓氏中山，作為孫氏的名字而加以使用了。
約1903年，章士釗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或晚些時候，“貿貿然以中山綴於孫下，而牽連讀之曰孫中山。”本非約定，卒乃俗成，孫中山雲雲，遂成為孫氏的姓名定型，一百多年來使用不絕。據說，王侃叔曾批語章士釗這樣做不通，“姓氏重叠，冠履倒錯。”章氏雖對批評“遜謝，然亦無法變易，久而久之，從不見有人提出問題，（孫）先生似亦聞而默認”。總括一句話，約在1903年，章士釗第一次取了“孫中山”的名字，並由此傳開來，孫氏本人後來也默認了。
1910年以前，孫中山在對日人通信中署名“中山”、“高野”交用，這個“中山”是日本姓Nakayama，不成問題。但對中國人通信中署名“弟中山”，與使用署名“弟孫文”相對應，這個中山，則是孫氏用作自己的名字了。
對於這一點，還可從孫氏與外人通信中得到證明。孫氏與外人（西人）通信，歷來都使用孫逸仙（漢語拼音）。但在1910年8月11日致鹹馬里函，署名孫逸仙，通信地址（收信人）寫的是Mr.Chung San。同年9月4日致布思函，通訊處（收信人）也是Chung San（並注明“郵匯亦請用Chung San之名”）。8月13日致張永福函，中文直稱“弟中山謹啟”。可見，暫住檳城的孫氏，即仍處於保密時期的孫氏，已開始使用“中山”二字作為自己的名字。到了1911年12月25日孫氏返抵上海後，孫中山的姓名在報紙上鋪天蓋地，湯化龍等人的共和建設會的通電中，甚至有“請舉孫中山先生為總統，以救國民”的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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