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余英時的論敵 作者：黃光國（台灣），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摘要】事實上，“五四”以來，大多數“全盤西化派”都有類似的心態，他們大多把西方看作一切知識的來源，不過因為他們所處的歷史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的際遇和表現方式而已。中國近代史上“全盤西化派”最為知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適，他在中國全力推其業師杜威的“實驗主義”，到台灣後，出掌中央研究院，殷海光批評他的“科學方法”：“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不理不睬；胡秋原批評殷海光在台大講授的“邏輯哲學論”，殷海光也不理不睬；他批評余英時在哈佛大學宣揚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余院士也是不理不睬！時至今日，海內外華人學術界仍然有許多人認定：西方是所有“現代”知識的來源，他們既不瞭解西方文明的精華，又瞧不起中國文化傳統，不知不覺陷入余院士所謂“雙重邊緣化”的困境。
余英時的名著《歷史與思想》於1976年出版。當時世界正處於東西二元對峙的冷戰局面，該書論述的內容從文化的觀點，對當時的世界局勢提供了一個“及時”的解釋，因此該書一出版，立刻洛陽紙貴，余英時也名噪一時，成為“中國思想史的大師”。實情如何呢？
一、“反智論無一句不錯”
該書問世後有沒有人對余院士的論述提出懷疑呢？有的。他是當時《中華雜誌》的發行人胡秋原。
“余英時與自由主義的異化”一文在《亞洲週刊》登出後，胡先生的公子胡卜凱寄給我一篇他寫的評論，我立刻寫email給他，釐清我的立場。當時正好看到《海峽評論》上重新刊載胡秋原1979年的一篇舊作〈評余英時院士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因為文章太長，必須分三期刊登。我立即向胡卜凱先生，借來當年《中華雜誌》的合訂本，仔細拜讀。
胡秋原(1910-2004)的西方哲學素養頗為深厚。在這篇兩萬字的長文中，他根據布列希特(A.Brecht)的政治理論、詹姆士(W.James)的實用主義和懷特海(Whitehead)的《科學與現代世界》，很仔細地指出：余院士似乎是布列希特所說“不熟悉西洋哲學史的學人”，他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一文中，關於“反智論”所說“從頭到尾無一句不錯”。胡氏的批判，列出了八大理由，由於篇幅所限，在此祇舉出跟本文有密切關聯的四點。
1.他說“反智論”是譯自英文anti-intellectualism，可以譯作“反知識主義”。其實，此詞祇能譯為反主知論，不可譯為反知識主義論或反智論。由此一字之差，以下便謬以千里了。
2.他說：“反智論可以分為兩個互相關涉的部分。一是對智性本身的憎恨或懷疑，認為智性及由知性而來的知識學問對人生有害而無益。抱著這種態度的人我們可以叫他反智性論者。”其實，哲學家中對知性懷疑者多的是，如休謨。但反主智論者有經驗論者、主情論者、主義論者，沒有憎恨由知識而來的學問的。余院士由何處得到這種“反智論”的定義？這恐怕是余院士自己譯語不確導致的望文生義。
3.他說：“在神學史和哲學史上頗不乏反理性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謂徒示理性，不足以認識上帝或真理。”其實，基督教義中除了特滔良(Tertullian)說過“因為荒謬所以我相信”，但從未成為正宗以外，正宗神學也認為理性、知性可以認識真理和上帝，不是反理性的，如經驗派懷特海所云：“徒恃理性不能認識真理”，他們反理性主義，但不反理性。
4.他說：“反智論另一方面則是對代表智性分子表示一種輕鄙乃以至敵視”，此尤為無稽之談。主情論、主意論都是反主知論者，他們自己都是知識分子。一切暴君、汙吏、大腹賈、獨裁者祇反對反對他們的知識分子，且能寵愛歌功頌德的知識分子。他們也不一定反知識，他們以其奸計為智。希特勒、史達林都有他們的智，並有戈培爾、什丹諾夫這些知識顧問。他們是反人權，不是“反智”。
二、學術論辯的重要
這些論點跟我寫這一系列論文的立場基本是一致的。胡秋原教授的長文將在《海峽論壇》上分期重刊，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仔細比對。我看完這篇文章後，特地問胡卜凱：當年余英時有沒有對胡秋原的評論作任何回應？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仔細翻閱當年《中華雜誌》的合訂本，也找不到余院士回應的任何跡象。
這是個十分怪異的現象：胡秋原出生於1910年，比余英時年長20歲，《歷史與思想》一書的出版，固然使余院士名噪一時，但胡秋原也不是泛泛之輩，他當時擔任立法委員，又是《中華雜誌》發行人，這篇以“編輯部”名義發表的文章，本質上是非常嚴肅的學術討論，為什麼余英時對於一位學術前輩的學術質問不理不睬？
中國有句老話：“棋逢敵手，將遇良才”。一個思想家在發展其學說的過程中，最好能跟相關領域的論敵互相論辯，以看出自己的不足之處。瑞典哥登堡大學教授Carl M. Allwood以研究非西方國家本土心理學的發展作為終生志業，我的著作《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翻譯成英文，於2012年出版之後，我們兩人便在國際專業期刊《社會知識學》(Social Epistemology)上發表論文，來回辯論相關問題，時間長達三年，最後兩人各在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本專著，他談《本土心理學的性質與挑戰》(2018)，我則以《建構含攝文化的心理學理論》(2019)作為回應。
三、“全盤西化派”的行事風格
從今天的角度看來，余院士的大作《歷史與思想》問世之後，最好的論敵就是胡秋原。可是余英時對胡秋原的批評竟然不予理睬，真是可惜！
這件事使我想起“全盤西化派”的行事風格。在《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中，我曾經提到兩則類似的故事：
在“八方風雨會中洲”的“五四”時期，發生了一件對當時中國社會和文化影響重大的盛事，即美國哲學家杜威訪華。杜威（John Dewey, 1959-1952）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胡適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1919年2月，他到日本訪問時，原先計畫到中國旅遊並演講六個星期。4月30日抵達上海，不料三天後，震驚世界的“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
5月29日，杜威夫婦抵達北京，目睹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認為自己正在目擊“一個國家的誕生”。結果他在中國待了兩年多的時間，並在哥倫比亞校友胡適、陶行知、蔣夢麟等人的安排下，在中國十一個省份，作過200場以上的巡迴演講，直到1921年7月21日，才啟程返美。他的“實用主義”哲學，也因為胡適的在場宣講、積極推廣、再加上《新青年》等媒體的傳播，而風靡中國。
杜威返美國當天，胡適在《晨報》也發表了一篇文章〈杜威先生在中國〉，總結他這次訪華的成果：“我們可以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的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
從此之後，胡適變成杜威“實用主義”的信徒，到處宣講所謂“實驗主義”的“科學方法”：“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國民政府撤守台灣之後，1957年，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那時候，殷海光正在台大講授科學哲學。他以〈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為題，寫了一篇將近兩萬字的長文，刊登在1958年8月18日出版的《祖國週刊》上。他很尖銳地批評胡適的主張，認為：
“大膽”和“小心”都是心理狀態方面的事，與理論構造毫不相干。不管“大膽”也好，“小心”也好，都插不進理論構造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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