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西方，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就是，政治上已經充分實現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經濟上則越來越不平等。西方政府不僅無能為力，反而趨惡，表現為政治精英之間沒有共識，黨爭不止，治國理政被荒廢。更為嚴重的是，黨爭往往和表現為形式繁多的民粹主義甚至政治極端主義聯系在一起，造成了更進一步的社會分化。近代以來的代議民主已經失效，因為政治人物已經失去了政治責任感，導致了“有代議、無責任”的局面。
盡管危機越來越深刻，但人們看不到出路。很顯然，在政治、資本和社會所有群體都成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沒有任何一個群體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時候，誰來解決問題呢？
這個新時代因此呼喚一種新體制的出現，這種體制既可以形成政治、資本和社會內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資本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制衡，從而實現雙重的均衡及其在此基礎上的穩定發展。而中國經過70年的創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體制正是適應了這個時代的需要。
中國重視自主制度建設
新中國的70年基本上經歷了三大階段。1949年，毛澤東一代解決了革命與國家的問題，通過革命建設了一個統一的國家，結束了近代以來的內部積弱、外部受人欺負的局面。毛澤東之後的中國被稱為“改革”的時代。顧名思義，“改革”就是“改進”、“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來。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一代解決了經濟發展問題。中國在短短40年時間裡，書寫了世界經濟史上的最大奇跡，把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提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即使就人均國民所得來說，也已經接近了高收入經濟體。不過，更大的奇跡在於促成了近8億人口脫離貧困。歷史地看，任何社會都有方式致富，但不是任何社會都能够找到脫貧方式。在脫貧成就方面，中國獨一無二。
盡管中國的經濟奇跡為人們所稱道，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僅僅以各種經濟指標來衡量。無論是中國傳統上的輝煌還是近代西方國家崛起的經驗都表明了一個道理，不論是國家的崛起還是民族的複興，最主要的標志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確立和其所產生的外在影響力，即外部的崛起只是內部制度崛起的一個外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