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環球時報》記者了解，國內赴日做研修生的大多二三十歲，學歷不高，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的工種，沒有什麼高新技術，男性多是“壯工”，到造船、鑄造、機械等工廠里幹活；女性多是縫制服裝，基本都是日本的中小企業。在福島，有的服裝縫制企業組合一年能要近兩百個研修生，但“3·11”大地震後，很多工廠都停了，所以赴日研修生基本為零。
國內向日派遣研修生的單位既有國企也有民企。一名從事派遣研修生工作近20年的民營企業人士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研修生主要招自江蘇、浙江、山東、河南、四川、貴州等省份，國內一些地方的政策是鼓勵去，“可以解決就業，還可以創匯”。過去，日本農業領域和加工企業勞動力缺乏，而我國農村又有大量剩餘人口，因此，研修生制度本身是“雙贏”制度，雙方之間有較強的互補性。這名民企人士說：“相對貧困的河南新縣派出的研修生比較多，早些年那些人回國時帶回錢，然後蓋房子，聽說當地物價都跟著上漲。”
“在日做研修生和在國內掙的差不多”
最近兩年，因日元大幅貶值，研修生的實際收入嚴重縮水。有從事研修生中介服務的業內人士說，10萬日元從過去合七八千元人民幣跌到現在只有5000元，加班又多，因此，在一些省份，研修生已經很難招。現在想招到更多的研修生赴日，只能去更靠西部的貴州等省。
《環球時報》記者去年曾走訪東京都足立區的一家縫制工廠，看不到日本員工的身影，只有6名中國女研修生在忙碌。來自吉林的董姑娘剛20歲，她抱怨說：“來到日本我就後悔了。以前我聽說‘3年能掙到300萬日元以上’，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收入七扣八扣後連國內農村都不如。”在岐阜縣一家縫制工廠的孔某今年40歲，她不滿地說：“我來日本不是為了這樣的生活啊！我曾在上海一家縫制工廠工作，2012年離開家人遠赴日本。在國內時，我月收入最多時能有5000多元。聽說在日本工作收入更高，才決定來日本的。”據孔某講，她每天工作約15個小時，周日也是如此，但她每月也只能拿到12萬日元。對此，她無奈地說：“我在日本和在上海掙的差不多，但在國內我還有休息日啊。現在倒好，不僅沒掙到錢，我和家人的關係也疏遠了。”更讓孔某氣憤的是，2014年11月上旬，她了解到岐阜縣的最低工資情況後，找公司理論，結果遭到解雇，被強制遣送回國。孔某說：“回國後，我會用親身經歷告訴大家‘不要去日本’!”
在日本，研修生地位不高，勞動強度大，心理壓力大。另外，研修生殺人事件或被殺事件時有報道。7月22日，日本茨城縣警方逮捕5名越南人，指控他們殺害了1名中國研修生。根據日本國際研修協力機構(JITCO)前不久的一項統計，2013年度發生工傷事故的外國研修生達1109人，中國研修生占到了705人。日本法務省的統計則顯示，截至2014年的近10年間，約有2.5萬外國研修生在研修地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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