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那裡像極了國內的家長群，天天說排名論成績，讓人“喘不過氣來”。
在另一所名校卡耐基梅隆大學，一個中國留學生談起這個話題卻笑了。他問黎銘，自己所在的計算機學院作業這麼多、壓力這麼大，自殺率卻很低，為什麼呢？
“因為都在趕作業，沒空自殺。”男生冷冷地自問自答。
在換掉了40雙襪子，把一件外套整整穿了一個月後，黎銘終於發現，這不是個例，而是許許多多中國留學生正在經歷的真實。
一名在斯坦福就讀的女孩告訴她，身邊太多人跟著學校潮流“為了創業而創業”，再加上課多時間緊，真正坐下來搞清楚自己想要什麼，太難了；帝國理工學院的王陽為此得了抑鬱症，學業壓力太大又找不著自己的方向，這個無錫男孩被迫休學一年。
焦慮面前，隔著大洋的父母和孩子之間的矛盾，也如活火山般頻頻爆發。一名中國媽媽因為某天沒聯繫上在康奈爾大學就讀的女兒，越洋電話一個接著一個地打。到最後，女兒的老師、同學都被“騷擾”了一整天，女孩無奈，她只是不想被父母逼得太緊。
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的一個中國男孩，面對黎銘有一肚子委屈，他稱自己現在活得壓抑，都是因為被家長管得太嚴，到了國外就再也找不到方向。
“你爸爸媽媽把你辛辛苦苦送出國，你頭一個想法卻是指責他們。你為什麼不站在父母的角度想想？”黎銘忍不住問。
男孩沒有回她。
那場不歡而散的談話後，黎銘忍不住去想，自己走訪的多是頂尖名校，“在好學校的孩子尚且壓力如此大，在一些差一點兒學校的中國留學生，會是怎樣的狀態？”
她後來了解到一個更加難以置信的“留學世界”：中國學生聚在一起打麻將、購物、旅遊，或是參加一場又一場的聚會。前不久因群毆同伴鬧上美國法庭的幾名中國留學生，清一色來自一所較差的私立高中。
中國男生小吳高考後來到愛荷華大學，在那個亞裔稀少的校園裡，他的同學稱呼他“chink”，這是英文中一個富有種族歧視色彩的侮辱性用語，對象是華人或東亞人。同學用馬克筆把小吳宿舍的貓眼堵上，用安全套套住門把手。
聽著小吳風平浪靜的講述，黎銘心裡心疼得緊。
這些日常工作在法庭、新聞發布會、談判桌前的家長，將問題細化到孩子買了哪些課外書、回家後每個小時都幹嘛，以及用過的卷子能不能共享
繼續聊下去，黎銘才知道，小吳的留學充滿了“隨隨便便的色彩”。因為兒子高考失利，父母找了留學中介隨隨便便就選了學校。他們的算盤打得也很響：孩子在中國沒考好，出國“鍍層金”，回來就能一飛衝天。
可直到抵達愛荷華，這個男孩才發現，那所排名較低、地理偏遠的大學，並不能提供他想要的“留學生活”。
之後的種種經歷，他卻不敢告訴父母。一年人民幣幾十萬元的開支面前，讓小吳決定“報喜不報憂”。
這種“表面的和平”維繫了兩年，直到小吳“忍無可忍請求轉學”。
事實上，黎銘發現很多中國父母喜歡把留學“神化”，以為孩子出去立馬就能“幡然醒悟”，或是鍍一層金。她受邀到許多城市與家長交流，不少三線城市的父母直勾勾地問她，我把孩子送出去了，回來一年能掙幾十萬元？
更多的父母則會圍住她，要求給微信號“以便交流”。巡講超過十幾個城市，從一線到三線，黎銘的手機裡多了幾十個群和成百上千個微信好友，微信提示音從早響到晚，那是焦慮的父母在尋求建議。
杭州的家長問她，“我有沒有美國身份，對孩子申請會不會有影響？”無錫的家長更疑惑，“孩子這麼小就送出去，會不會價值觀缺失啊？”成都的家長也有自己的困惑，“國際班這麼多，該挑哪個呢？”合肥的家長則直愣愣問留學的性價比怎麼樣。
這讓黎銘想起了幾年前“南外家長群”的熱鬧。2012年，一群“孩子都考上南外初中部”的家長建立了那個QQ群。
這些日常工作在法庭、新聞發布會、談判桌前的家長，將問題細化到孩子買了哪些課外書、上了哪些補習班、回家後每個小時都幹嘛，以及用過的卷子能不能共享。
“要寬鬆、要溝通這些話都聽太多了，交流就要具體。”黎銘說。後來，這批孩子順利從“神一般的南外”畢業，群的名聲也出來了，成員一口氣從500人衝到1000人，再很快變成2000人。擴群需要付費，身為群主的黎銘原本不想再擴，但她流露自己的想法之後，不到三分鐘，就有人給她賬號裡充值幾百元。最後一次擴群，1000個名額是按比例分給南外各年級各班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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