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剛才談到了國發院的機制體制創新，其實這個我們也是看到了成果了，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呢？我覺得是體現在了學術成果非常豐富，發布學術報告非常頻繁，從反饋上看這些報告所取得的結果也是很值得大家肯定的。那麼是如何做到學術成果的質量和數量都過硬的呢？
劉元春：我們的定位是高端智庫，不能簡單盲從於社會思潮，不能簡單就說要追求社會的新聞效應，它必須要有自己的獨立價值——服務國家，服務民族復興的這個大業。
因此它很重要的一個基準性的要求就是我們希望我們所提出來的政策，我們提出來的觀念和思想必須要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和長期的學術積澱的基礎上，以及長期資政的思考的基礎上來提出，因此既要遵循學術積澱的規律，同時也要遵循我們現實所面臨的這種問題，把這兩個方面結合在一起就能夠形成高質量的資政產品，當然一方面就克服過分新聞化，媒體化的傾向，當然另外一方面又克服過度的書齋型的、自我玩味的傾向問題。
我們在機制體制上面的創新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亮點，在這個機制體制創新上面我們採取了幾大舉措：
第一大舉措就是實行基金制，通過各種企業捐贈，建立了一個1.1億元的基金，基金通過第三方理財，理財收益用於智庫的日常運行，這樣能保證智庫是一個財務相對獨立，運行相對持續的基礎，。
第二個就是我們採取了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智庫科研崗，我們國發院的人員分成幾大類。第一類專職研究人員，就是長期定期在國發院進行資政服務的這樣一些人員，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從校本部和社會各界所選擇的這樣一些高級研究員，我們採取智庫科研崗這樣的方式，使他們能夠輪轉，社會的人能輪轉進來，學校的學術部門的人也能夠輪轉進來，同時智庫研究人員也可以輪轉到社會的實際部門和高校的科研部門，把這個輪轉制建立起來，我們稱為這個叫做中國特色的智庫旋轉門，把它轉起來。
第三個很重要的就是說現在科學的資政服務必須建立在大量的數據，大量的調研基礎上，所以我們有一個強大的數據支撐和數據平台，第一個我們有社會數據調查中心，它已經運轉了十多年，有大量的社會數據，能夠獲得第一手的社會調查數據，第二個我們有一個大數據實驗室，他們可以通過網上抓取各種各樣的信息，第三個就是我們有仿真決策實驗室，把各種數據和各種決策模型計算機化之後，能夠使各種決策快速運轉，同時我們還有大量的案例調查中心，就能夠使很多決策從大量的數據和社會調查的基礎上來形成，而不是說拍著腦袋就出來了。
第四個很重要的特點我們採取成果購買制，我們定了很寬泛的財務體系，構建了一套能夠適應於智庫的一套激勵體系，從而避免傳統高校裡面項目科研製的約束，使很多科研人員能很好地來參與我們的這個。
第五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建立了廣泛的一種網絡體系，我們的專家既有校內校外的，也有海內海外的一系列的專家體系。
第六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建立了一整套報送和傳播體系，有相應的中辦智報，國辦智報，能夠通過高端智庫產品直接向相關部門提出意見，比較快速迅捷地到達決策者的手中，這就能夠保證研究的及時性和需求方和供給方能夠及時碰面而防止出現資政服務理念中間梗阻，或者說最後一公里的問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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