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帶一路導引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
2015年3月28日，大陸國務院授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這份綱要分成前言和八個節次來說明“一帶一路”的規劃藍圖。概括而言，我們可以將“一帶一路”的藍圖分為“強根本”和“走出去”兩大塊。其中，“強根本”的部分著重在大陸本身硬件和軟件的改進強化，“走出去”的部分則是指大陸藉由“一帶一路”的開拓，與沿線國家或城市共同推動開發建設。其中，依據“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理念，在“強根本”的部分，可以在大陸已經推動的兩岸交流交往基礎上，採取更為細緻周到的措施；至於“走出去”的部分，除了現有的交流交往機制之外，不妨設計新的制度安排，開闢新的交流交往窗口。以下，我們分別就“強根本”和“走出去”的解析脈絡，以及其和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關係，再做一些說明。
綱要中，“強根本”這一塊主要呈現在“中國各地方開放態勢”這一節。該節精要地指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大陸要充分發揮境內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加強東中西互動合作，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準。然後，如本文前一節中提到的，整體規劃上，“一帶一路”的藍圖將整個大陸包括台港澳分為四個區塊，分別論述其角色功能。
其中，台灣的部分被歸納在“沿海和港澳台地區”這個區塊。這個區塊的具體文字敍述如下：“利用長三角、珠三角、海峽西岸、環渤海等經濟區開放程度高、經濟實力強、輻射帶動作用大的優勢，加快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支持福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充分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等開放合作區作用，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推進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示範區、福建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和舟山群島新區建設，加大海南國際旅遊島開發開放力度。加強上海、天津、寧波－舟山、廣州、深圳、湛江、汕頭、青島、煙台、大連、福州、廈門、泉州、海口、三亞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設，強化上海、廣州等國際樞紐機場功能。以擴大開放倒逼深層次改革，創新開放型經濟體制機制，加大科技創新力度，形成參與和引領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成為‘一帶一路’特別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排頭兵和主力軍。發揮海外僑胞以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獨特優勢作用，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為台灣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作出妥善安排。”
坦白說，在這些文字裡，台灣所佔的份量不大。就具體規劃而言，台灣的角色功能被定位在配合福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發揮福建平潭開放合作區作用，以及推進福建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的規劃裡。就制度化的合作機制來說，只有“為台灣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作出妥善安排”這句有些含糊的說法。就此而言，台灣在“一帶一路”的參與空間似乎有限。不過，這些規劃如果放置在“一帶一路”所輻射出去的大平台和大網絡中來理解，其引申出來的意涵就很豐富了。
基於地緣和血緣關係，以及加強福建發展建設的政策意向，近年來大陸方面在規劃兩岸經貿往來和產業合作時，一直希望能強化台灣和福建之間的連結。先是2009年5月，大陸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其後，在2011年3月，批准《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由發改委在4月公佈施行；並且從“十一五”規劃開始，就將海峽西岸經濟區有關的建設理念納入。就大陸的立場來說，這些規劃立意良善，用心良苦。
不過，台灣方面的反應一直不是很熱烈，主要是受到客觀經濟規律和主觀政治偏好的影響。在客觀經濟規律方面，受到時空環境影響，台商進入大陸的聚落先在珠江三角洲落腳，後來到長江三角洲發展，再延伸到環渤海和其他內陸地區，此一發展路徑已經對於台灣企業進入大陸產業集聚的形成和生產網絡的佈局，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路徑依賴效應。如果大陸方面希望在既有路徑之外，開闢以福建為主要樞紐的兩岸連結新路徑，就需要在福建作為“一帶一路”重要節點的規劃上，釋放出更具吸引力的誘因。
同時，在主觀政治偏好上，台灣方面對於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規劃，特別是平潭島的開發方案，一直有著政治矮化的聯想，擔心大陸方面的用意是要將台灣鎖入一個省級或地方性的發展方案中。所以，要想擺脫政治矮化的聯想，讓海峽西岸經濟區更為蓬勃興盛，大陸方面需要對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構想做出更有力的政策支撐，讓這個構想依託在更寬廣的視野和更遠大的前景上。
就此而言，“一帶一路”的啟動會是很好的契機。若能搭載在“一帶一路”的大平台上，強化海峽西岸經濟區或福建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地位，有關的規劃將不再只是一個省級或地方性的發展計畫，而有著連結海外市場的意義。這會使得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平潭綜合實驗區和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等等方案，有著更開濶的視野，更遠大的前景，增加台商落腳的誘因，減少台灣政治上的疑慮，讓兩岸經濟社會融合能夠更加平順地推進。
至於“走出去”這一塊，主要呈現在綱要中的“合作重點”這一節。綱要中先肯定“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資源稟賦各異，經濟互補性較強，彼此合作的潛力和空間很大。然後，有如本文前一節所述，綱要分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個面向，來說明中國大陸將如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推動各種硬件和軟件的開發與建設，包括交通設施、城市建設、產業園區、貿易措施、金融配套和協商機制等等，勾勒出一幅涵蓋面相當周延的規劃藍圖。
和“強根本”比較起來，“走出去”的部分牽涉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客觀條件和配合意願，變數較多，情況較為複雜。同時，由於兩岸關係趨冷，官方溝通協商機制中斷，台灣又未能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所以，乍看之下，台灣可以著力的空間似乎不多。不過，透過適當的政策措施，導引台灣的企業和個人加入“走出去”的行列，我們仍然可以在“走出去”的鋪陳中，推進兩岸經濟社會的融合發展。
以上“強根本”和“走出去”兩條脈絡所勾勒出的藍圖，為台灣參與“一帶一路”提供了許多可以著力的想像空間。不過，要讓這些想像落實，還需要務實地鑑別台灣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到底有哪一些和大陸互補的優勢，可以為“一帶一路”的推進加分，並思考透過什麼樣的制度安排和人脈連結來串聯這些互補性的元素，建構出可以共榮共享的合作組合。
台灣的機遇與兩岸合作的機制
“一帶一路”主要是透過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作為實體的支撐，來帶動沿線國家各種生產要素的流通，形成要素組合更多的可能性，以創造互利共贏的機遇。所以，初期的建設是以交通運輸和管線通道為主，包括鐵路、公路、橋樑、港口、電力、電信、供水、油管和氣管等等。隨後，配合交通運輸和管線通道的互聯互通，會有經貿園區、產業園區和城市開發等等建設陸續登場。
在這些建設項目中，台灣企業想要成為基礎設施工程項目系統集成的領頭羊可能性不大，畢竟這些年來大陸企業在大型工程承包方面的技術能量和經驗積累，台灣企業已經無法比肩。不過，有些觀察指出，台灣業者在設計理念、工法運用和施作程序上，仍然可以提供許多對人和對環境比較友善的元素，讓“一帶一路”的推進更具有“與人和諧”及“與環境和諧”的特性。同時，在工程建設完工之後的運營和管理維護上，台灣業者的細膩是大陸方面可以納入合作考量的。另外，在電力和電信網絡的鋪設和運營維護上，台灣的廠商也有提供部分產品和服務的能力。
至於基礎設施完工之後的開發項目，無論是經貿園區、產業園區或者智慧城市建設，台灣業者可以提供的貢獻就比較多了。蔡政府上台之前，海峽兩岸透過產業合作“搭橋專案”，本來已經就19個產業項目，以“一產業，一平台”的方式，展開了共同打造產業供應鏈的合作嘗試，並且在部分項目做出了初步成果。我們相信，從共同打造完整產業鏈的願景著眼，隨著“一帶一路”的鋪陳推進，兩岸之間必定可以形成許多雙方優勢互補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組合，為兩岸同胞創造互利雙贏的機遇。不過，要讓這些機遇能夠落實，不流於空談，我們顯然需要系統性地開展一些工作，這些工作可以分為制度安排和人脈連結兩個面向來進行，以下分別論列。
在制度安排的面向上，目前兩岸官方溝通協調機制中斷，台灣無法透過官方乃至於半官方的渠道，系統性地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為了有效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大陸方面可以多利用以下的替代窗口和渠道：一、大陸的台商組織，包括中央層級的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和各地方的台資企業協會。二、台灣的民間工商組織，除了既有的渠道之外，也可以考慮從原來“搭橋專案”所搭建的產業合作平台中，挑選合適的民間企業或行業協會，撇開官方和半官方機構，建立新的溝通渠道。三、台灣的民間社會團體，尤其是在台灣的青年群體和基層民眾中，比較有影響力的一些社團。四、台灣的民間智庫，特別是在政策評估的領域，大陸方面可以慎選合適的台灣民間智庫，共同進行“一帶一路”規劃中涉及兩岸關係之各項議題的研究和討論，讓“一帶一路”的推進能夠有利於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
在人脈連結的面向上，主要的考量點在於區隔藍綠和獲得實效。大陸快速的經濟成長為許多台商提供了大量的商機，創造了大量的獲利。不過，其中卻不免夾雜著一些“藍皮綠骨”型的人士，在大陸賺了錢，回到台灣卻支持綠營政黨或獨派政治人物。為了有效地區隔藍綠，不讓綠色企業混水摸魚，賺大陸的錢，餵台獨奶，在制度性合作機制的搭建過程中，大陸方面宜審慎挑選台灣方面對接的組織和個人。
除了區隔藍綠之外，為了有效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在人脈串連的工作上，應考慮這些合作機制或溝通渠道與“青年一代”和“基層一線”連結的程度。“一帶一路”除了為台灣的工商企業創造商機之外，還必須讓這些利益能夠分潤到“一代一線”的身上，尤其是“青年一代”的部分需要特別多用心力。就此而言，大陸方面可以善用互聯網作為連結台灣青年群體的工具，在Facebook、Line和微信等社群網站和通訊平台上，針對台灣的年輕人，開闢與“一帶一路”有關的創業和就業機會欄目，讓台灣的年輕人瞭解“一帶一路”、嚮往“一帶一路”。
結語
“一帶一路”涵蓋了65個國家，覆蓋面積大約5539平方公里，約佔全球總面積的41.3%；這個區域內的人口數達到46.7億，約佔全球總人口的66.9%；區域經濟總量目前大約是27.4萬億美元，佔據全球經濟總量的38.2%。過去，受限於工程技術水準，想要打通“一帶”並串接“一路”，成本很高，風險頗大。但是，由於大陸在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橋樑架設和隧道開鑿能量的進步，使得“一帶一路”整體互聯互通的成本得以降低，符合開發效益，因而獲得了積極的迴響，推動得紅紅火火。最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順利成立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盛大召開，已經為“一帶一路”秀出了漂亮的起手式，奠定了好的開始。
展望當前全球大勢，當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掀起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全球化的風潮之時，“一帶一路”正開啟征程邁向自由貿易和共榮共享的康莊大道。我們相信，任何有見識的人士，都會積極地想要加入這個行列，和中國大陸攜手同行。可歎的是，蔡英文總統政府偏要逆勢而行，製造政治上的冷對抗，搞文化上的柔性台獨和漸進台獨，疏遠兩岸的經濟社會關係，讓台灣陷入“悶經濟”的困境和邊緣化的走向。
在兩岸陷入僵持局面的情況下，習近平所提出的“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思維，是促進兩岸關係相向而行可大可久的路徑，而“一帶一路”的大戰略規劃則為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提供了無窮的機遇與強大的動能。對此，海峽兩岸的有志之士應該集思廣益，共同謀劃可行的政策措施，依託在“一帶一路”的大平台上，帶動兩岸經濟與社會多方面的往來，特別是連結上台灣的“一代一線”，讓兩岸經濟社會的融合發展不只是口號，更是能夠具體實踐的政策措施。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11月號，總第23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