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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站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
中評社╱題:習近平對台工作思想特徵研究 作者:李振廣(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為60多年前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台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追求國家統一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對台工作。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就兩岸關係和台灣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和新主張。習近平對台工作思想是他在對台灣問題長期觀察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確立的,是習近平執政理念與實踐在處理台灣問題和兩岸關係方面的重要體現。習近平對台工作思想在新的環境下把黨的對台工作理論與實踐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研究習近平對台工作思想特徵有助於我們深刻領會黨中央在新的歷史階段對台工作的理論精髓,有助於我們從更高的高度與戰略視野理解和把握中央對台工作的實質與方向。
習近平對台工作思想的形成不僅與其成長、工作經歷有關,而且更是其家國情懷、治國理政方式與路徑的一種重要體現。其主要特徵有以下幾個方面:
強烈的歷史使命感
台灣問題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傷痛。一個多世紀前,中國陷入被列強欺淩、瓜分、殖民的悲慘境地,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直接導致寶島台灣被日本侵略者割佔。新中國成立之初,又因美國等外國列強從亞太冷戰的角度出發,造成中國實現全國解放和國家統一的進程被阻擋在台灣海峽,留下了當今的台灣問題。這一歷史傷疤是當代中國期盼國家統一的仁人志士心中永遠的痛。習近平作為新中國成立後出生,在共產黨的教育下成長起來的第一代共和國的接班人,不僅有遠大的理想,也有對近代中國歷史遭遇的深刻認知。他對近現代中國的歷史命運、對黨順應歷史潮流領導中國人民開展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偉大運動的歷史了然於心,有著遠大共產主義理想和救國救民情懷。這一代人是在為遠大理想與社會主義實踐而奮鬥中學習、成長的,既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全面參與了改革開放和中國崛起的歷史進程。這一經歷使這一代人有著強烈的歷史使命感,總能夠站在國家和民族命運的高度觀察問題、思考問題、處理問題。
在台灣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對台工作思想的基礎正是這種有著歷史厚度和情感高度的強烈的歷史使命感。
2013年2月25日,習近平就任總書記後首次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先生,並第一次以總書記的身份就兩岸關係發表看法。習近平在這次會談中指出,“我們始終從全民族發展的高度來把握兩岸關係發展方向。大陸和台灣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飽受列強欺淩。想起那一段屈辱的歷史,每一個中國人都會心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實現這個夢想。”在2014年2月18日再次會見連戰先生時,習近平發表了題為“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談話。習近平特別提出,“120年前的甲午,中華民族國力孱弱,導致台灣被外族侵佔。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極為慘痛的一頁,給兩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牢記歷史,不忘共產黨人的初衷,繼承和推進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仁人志士振興中華的偉大事業,這種厚重、濃郁的歷史使命感是習近平對台思想產生的重要土壤,也是習近平對台思想的典型特徵。
勇於突破是習近平對台思想的突出特徵
兩岸關係是一個不斷突破的過程,抱殘守缺、缺乏擔當將無法推進台海兩岸走向完全統一。自20世紀50年代初兩岸對峙局面形成開始,兩岸關係一直在不斷的突破中前進。50、60年代,在毛澤東、周恩來等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的關心和大力推動下,對峙之下的台海兩岸依然有國共兩黨的密使穿行兩岸,為台灣的和平解放和兩岸統一進行溝通商討。為了給兩岸統一創造更好的條件,更為大陸的改革開放營造更好的週邊環境,改革開放之初,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提出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思想來指導對台工作。這一思想可謂是台灣問題形成30年後第一次大膽的突破和在國家統一問題上的偉大創新。這一偉大創新使台海兩岸逐漸從軍事、政治、經濟等全面對峙,走向開放和緩和。隨著台灣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兩岸關係的大門漸次被打開,一個和平穩定、交流日益密集的新型兩岸關係開始呈現。1992年兩岸達成“九二共識”,兩岸兩會經授權開始進行民間形式的兩岸協商談判。儘管有李登輝“兩國論”、阿扁“一邊一國論”的衝擊和影響,但兩岸關係的大趨勢和大方向確實是無法扭轉的。2008年兩岸實現了大三通、大交流,兩岸關係正式進入和平發展階段。可以說,這一切兩岸關係發展成就的取得均是在一步步突破的基礎上實現的。
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對台戰略中繼承和發展了歷代領導人勇於突破、大膽創新的擔當和勇氣,進一步實現了兩岸關係的新突破。兩岸關係是歷史遺留問題,在兩岸關係發展中也一直存在很多的政治禁忌。由於長期以來形成的思維禁錮,兩岸之間的溝通與交往只能是“密使”的或民間的,比如兩岸公權力部門不能直接打交道,以免造成大陸承認台灣當局是合法政治實體的印象。但兩岸關係的逐步解決和最終解決畢竟不能僅靠經授權的兩岸民間團體之間的協商談判來完成,特別是要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就必須與台灣當局面對面商談兩岸事務及落實“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事宜。自2008年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階段之後飛速發展,但是明顯也顯示出,兩岸關係面臨著發展瓶頸——兩岸公權力部門能否直接溝通交流、協商談判,是提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品質、推進兩岸和平統一進程的重要觀察指標。兩岸關係發展的現實需要呼喚著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傳統政治禁忌。隨著兩岸關係環境的逐漸成熟,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兩岸關係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果斷決策,相繼實現了兩岸政治關係的兩次重大突破。
2013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印尼巴厘島會見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一行時提出,“著眼長遠,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我們已經多次表示,願意在一個中國框架內就兩岸政治問題同台灣方面進行平等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對兩岸關係中需要處理的事務,雙方主管部門負責人也可以見面交換意見。”就在這次會議上,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鬱琦進行了簡短寒暄。這是60多年來兩岸公權力部門負責人第一次正式會面。2014年2月11日,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在南京與來訪的台灣方面大陸委員會負責人王鬱琦會面,從此啟動了國台辦與台灣陸委會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溝通協商的制度化。國台辦與陸委會負責人正式會面並走向制度化意味著兩岸正在打破60多年來形成的公權力部門不得公開接觸、協商的政治禁忌和傳統的慣性思維,解放了思想,實現了兩岸政治關係的一次重大突破。
60多年來,兩岸關係最重大的突破當屬2015年11月7日兩岸領導人習近平、馬英九總統在新加坡舉行的習馬會。這是1949年以來兩岸領導人的首次會面。用習總書記的話說,“兩岸領導人見面,翻開了兩岸關係歷史性的一頁。”這是兩岸關係自2008年以來自然發展的重要結果,更是兩岸領導人,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歷史的高度勇於突破、果斷決策,以對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的擔當,作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正確選擇。
在兩岸關係上邁出這一大步,把兩岸政治關係向前大幅推進,需要政治勇氣和歷史擔當。2015年11月7日,台海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正式會面、會談,這是兩岸關係發展史上的標誌性事件,足可以載入史冊。這次習馬會是兩岸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對過去60多年兩岸關係的階段性了結。過去兩岸關係起起伏伏,有軍事對抗、政治對峙,兩岸的政治和解一直沒有完成。此次兩岸領導人的會面、握手、舉行會談,意味著台海兩岸以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為政治基礎,在政治結構上已經完成了正式的和解。這是兩岸政治大和解的標誌性事件,也為以後和平解決兩岸問題打開了大門。這意味著,不管未來台灣哪個政黨上台,也不管誰做台灣地區的領導人,只要堅持“九二共識”這個兩岸共同的政治基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現狀將維持和發展,而更多地造福兩岸人民。實際上,從兩岸公權力部門的接觸與協商制度化,到兩岸領導人的正式會面,兩岸政治關係中這兩大歷史性突破,為未來兩岸商談和平統一提供了基本的路徑。一旦條件成熟,兩岸即可通過這些路徑展開和平統一協商與談判,實現兩岸和平統一。而這也正是這次習馬會的偉大意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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