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哲學》一書中，牟宗三認為：中國文化的特長在於“綜合的盡理精神”，是一種“理性的運用表現”。相對地，西方文化則擅長“分解的盡理之精神”，以“理性的架構表現”，通過一種“主、客對立”的“對待關係”，形成一種“對列之局”（co-ordination），從而撐出一個整體的架構。
我在台灣推展本土社會科學三十幾年的經驗來看，華人學術社群要想發展社會科學，還得定下心來，虛心學習西方的科學哲學，才有可能運用“分解的盡理精神”，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以“對列之局”實質地分析：“人”如何在各種不同的生活場域中，運用其“綜合的盡理精神”，來解決生活中所遭逢的各種問題。
《社會科學的理路》
基於這樣的考量，我花了十幾年的時間，針對發展本土社會科學的需要，撰寫一本《社會科學的理路》。我雖然不是出身自哲學專業，多年來推廣本土心理學的經驗，卻使我深刻瞭解國內的年輕學者需要些什麼。因此，這本書分為兩大部分，前半部所討論的“科學哲學”，主要是側重於“自然科學的哲學”，尤其強調由“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的轉變；後半部則在論述“社會科學的哲學”，包括結構主義、詮釋學和批判理論。由於包括心理學在內的許多門社會學科，都同時兼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性格，一個年輕學者如果想要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上有所創發，非得要先瞭解這兩種“科學”的哲學基礎不可。
這裡必須強調的是：我寫這本《社會科學的理路》，目的是為了要吸納西方文明之優長，再利用它來克服本土心理學發展上的難題，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術傳統。而不是為了要“如實地”反映西方科學哲學的“全貌”。因此，這本書的寫法跟西方一般科學哲學的教科書，也有明顯的不同。西方學術界所謂的科學哲學，通常是指“自然科學”的哲學，我治學的終極關懷，卻是要建立本土社會科學學術傳統，整合自然及社會科學，所以必須介紹“詮釋學”和“批判理論”。“結構主義”是人類學家發明的方法，西方科學哲學的教科書幾乎不談；我的興趣在於探討文化的深層結構，所以用“結構主義”作為結合自然與社會科學的樞鈕。
跨學門的整合
西方學術傳統將有關“人”之研究切割成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三大塊。心理學的發展經歷過三次大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s)：第一波的行為主義，其哲學基礎是“實證主義”；第二波認知心理學是“後實證主義”；第三波則是本土心理學。台灣地區的本土心理學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已經清楚認識到：在全球化時代，發展本土心理學的目的，是要依照文化心理學“一種心智，多種心態”的原則（Shweder et al., 1998），運用“多重哲學典範”(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整合西方三大學術傳統常用的哲學典範，包括“後實證主義”（心理學）、“詮釋學”和“批判理論”（社會學）、以及“結構主義”（人類學），建構既能說明人類普世心智(universal mind)，又能說明特定文化中之心態(specific mentalities)之“含攝文化的理論”(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克服現代心理學之父Wilhelm Wundt（1832-1920）未能以科學方法研究文化的難題，並整合Vygotsky（1896-1934）所主張的“意圖心理學”（intentional psychology）和“科學心理學”（causal psychology）。
以西方的科學哲學為基礎，研究中華文化傳統，建構包含有許多“含攝文化之理論”的“科學微世界”，不僅只是解決了本土心理學的難題，而且也解決了西方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三大學科“能分而不能合”的難題。更清楚地說，這種研究取向，不只是代表這三門學科之間的“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而且是三者間建立在其哲學基礎之上的“跨學門整合”（tran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社會心理學的“三大斷裂”
台灣推進“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所累積下的經驗，對於大陸以及國際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2012年3月16、17日，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舉辦“第五屆《社會學與心理學的對話》國際研討會”，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心理學系的翟學偉教授發表的一篇論文〈從本土視角看社會學與心理學的融合〉，將中國社會心理學的發展分成三個不同的三十年。第一個三十年是少數學成歸來的中國心理學家將西方心理學帶入中國學界，並從事實證研究的過程。第二個三十年大約從1949年至1978年，社會心理學在內地相對處於停滯狀態。從1978至今的第三個三十年，則呈現出三大斷裂的格局：
首先，“今天發展起來的社會心理學同初創時期的30年幾乎沒有關係。”“一些當年留美的學者已經故去或進入髦耋之年，他們經歷了從西方引進知識，重學蘇聯與再回到自我否定的起點”，“這點很容易導致中國社會心理學沒有傳統，沒有發展線索，沒有傳幫帶，甚至沒有帶頭人。而從頭起步的研究者缺少積累，往往是個人只顧做個人的研究，外加個人興趣也在不停地轉移，持續性的研究則更少。”
“研究興趣乃至專業的不停變動，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研究上的泛泛而談，或東一榔頭西一棒，照搬西方概念與方法與不斷跟隨社會特點，是中國內地社會心理學的基本特徵。”“30年的斷裂期導致了一種研究學統的喪失，如果不重建良好的學統，這樣的情況還會繼續下去。”
“第二種斷裂來自於社會心理學中產生的兩種研究方向。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社會心理學的歸屬一直是一個問題。有的認為它屬於心理學的一個分支，有的認為它屬於社會學的一個分支。這個問題在中國社會心理學的恢復期顯得更加嚴重。”
“正因為這種認同一下子找不到，自然造成的局面就是各自為政，乃至老死不相往來。所以且不說社會心理學本身就研究‘社會認同’，其自身發展也一直存在著一種認同的問題。”
第三種斷裂發生在台港社會心理學家與國內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興趣上。國內社會心理學復甦於中國改革開放年代，由於太長時間沒有同西方接觸，有志於社會心理學研究的學者開始大規模地編寫和翻譯教材。或許是因為處在恢復期，由中國學者自己編寫的上乘教材也不多見，大多數教材也是抄來抄去，其實質就是大量照搬和移植西方的概念和理論。過多的學習與模仿導致許多國內學者傾向認為，社會心理學的理論、概念與方法只有一個體系，它就在西方，尤其在美國。中國學者能做的工作，是用它的理論與方法來研究中國實際，至於其中不可否認的文化差異，可以通過修訂量表來解決。
他認為：進入上世紀80年代後，在一批跨學科學者的支持下，台灣社會心理學界開始了“社會與行為科學本土化”進程。但由於大陸社會心理學界並未形成本土化研究的氣候，也少有實質性的研究成果問世，至少在一些有苗頭的領域缺乏積累與跟進。
社會心理學的情形如此，社會科學其他各領域的情況又何獨不然？我跟大陸學術界的朋友談到這個問題，大家都同意：大陸社會科學界對當前的社會發展，確實是感到“實踐很偉大，理論很蒼白”。由於社會科學的理論大多是“抄來抄去”，“大量照搬和移植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中國社會科學界的研究人員一方面是感到“知識論的困惑”，不知道這樣的“知道”對自己的母社會是不是有用？能不能幫助自己的社會解決問題，抑或是製造更多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大陸學術界又普遍存在著“本體論的焦慮”，不知道自己文化的特色是什麼？也不知道這樣的文化特色能不能支持社會的持續發展？
針對這樣的困局，正是兩岸學術界攜手合作，促進中華文化復興的良機。如眾所知，任何一個學術運動，一旦找到了自己的哲學基礎，便是找到了自己的“道”，這個學術運動便已邁向成熟階段，而逐漸脫離其“運動”的性格，除非有人能找出更強而有力的哲學來取代它。華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邁向成熟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總結其成功經驗，繼續推展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其最終目標則是以儒家文化作為基底，吸納西方近代文明的菁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擺脫西方學術的宰制，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術傳統。
更清楚地說，儒家文化傳統在經過“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的破壞之後，華人社會科學家必須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覺，願意投身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致力於從事“文化復健”(Cultural Rehabilitation)的工作，中華文化才可能真正走向“文化復興”(Cultural Renaissance)之路。這是兩岸學術及文化界攜手合作的最佳良機，大家萬勿等閒視之！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1月號，總第21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