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禮讚》
清華大學教授楊儒賓最近出版了一本《一九四九禮讚》。他認為，一九四九年所帶來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固然血跡斑斑，但從大歷史角度看，台灣因緣際會，卻成為華族文化最近一次“南渡”的終點。永嘉、靖康、南明，無不是分崩離析的時代，但北方氏族庶民大舉南遷，帶來族群交匯，文化重整，終使得南方文明精彩紛呈，以致凌駕北方。
台灣在非常時期，承擔了不可能的任務：不但接納了北方的軍民，也吸收了各種知識、文化資源。自由主義的民主思考，儒家的禮樂憧憬，還有殖民地時期的摩登文化在此相互激盪。即使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有識之士不分本土外來，持續他們的理念與堅持，多少年後，才有了今天眾聲喧嘩的局面。楊儒賓因此反問，如果沒有了一九四九，沒有了台灣，今天以共產黨統領的“中國”文化，還剩下了什麼？
楊儒賓的一九四九論述提醒我們：當年跨海而來的不只有冷冰冰的政權，還有豐富的文化資源。彼時大陸馬列主義當道，胡適、殷海光等自由派學者，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學者，如果沒有在台灣堅持他們的理想，不能發展出日後的民主花果。其他文人學者從張大千、林語堂、溥心畬、台靜農以降，莫不攜來中西資源，結合在地民情風土，才能有了兼容並蓄的台灣文化。
“納中華入台灣”的意義
從本文的論述脈絡來看，他們在台灣的任何學術或文化成就，都可以看作是某種“台灣精神”的發揮。舉例言之，今天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界在國際上擁有一席之地的，唯有新儒家而已。大陸學術界要想研究儒家思想，也很難繞過“港台新儒家”。如果他們當年不來台灣，他們會有這樣的成就嗎？他們在學術上的成就，難道不能說是“台灣精神”的發揮嗎？
也正是在這點上，楊儒賓突出了1949作為接軌永嘉、靖康“南渡”文化的意義。楊儒賓所更關心的是台灣文化如何能夠“納中華入台灣”，獨樹一幟，在世變之後開出新局。
從“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來看，有好的問題，才有可能找到好的答案。沒有問題，必然不可能找到任何答案。在我看來，當年中國知識菁英南渡，所謂“納中華入台灣”的最重要意義，便是把儒家學術史上未能解決的重大問題以及中華文化和西方交匯時所產生的重大學術和文化問題，帶到台灣來，讓下一代的台灣知識菁英有機會運用他們從台灣獲得的文化資源，發揮“台灣精神”，解答這些問題，並把台灣打造成為“文化中國”的中心，所以說：“台灣精神”是“文化中國”的靈魂。
然則，中國知識菁英從大陸帶來的重大學術和文化問題是什麼？
從二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撤守台灣以來，港台地區研究中華文化用心致力最深者，莫過於牟宗三（1909-1995）。如果說胡適是“五四時期”、“全盤西化論”的代表，牟宗三可以說是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後，“後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
牟氏是山東棲霞人，天資聰穎，自青年時期，即潛心精研中、西哲學，27歲出版《從周易方面研究中國之玄學與道德哲學》，此後即著述不斷，他先獨立將康德的三大批判書譯成中文，又整理儒家思想的統緒，寫成三巨冊的《心體與性體》，累積下極為豐富的哲學寶藏。臨終時自謂：“一生著述，古今無兩”，堪稱現代新儒家的靈魂人物。
在〈儒家學術之發展及其使命〉中，牟宗三（1982）將儒學哲學的關係分為三個大時代（three epochs）：
（1）先秦儒學：以孔、孟、荀為代表；
（2）宋明理學：以周、張、程、朱、陸、王為代表；
（3）當代新儒家：由熊十力先生開出，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為代表。
普遍的精神實體
牟宗三（1988）在他所著的《歷史哲學》中指出：
就個人言，在實踐中，個人的生命就是一個精神的生命，精神的生命函著一個“精神的實體”。此實體就是個人生命的一個“本”。就民族言，在實踐中，一個民族的生命就是一個普遍的精神生命，此中涵著一個普遍的精神實體。此普遍的精神實體，在民族生命的集團實踐中，抒發出有觀念內容的理想，以指導它的實踐，引生它的實踐。觀念就是他實踐的方向與態度。（頁1-2）
牟宗三認為：“實踐”是精神生命表現其理想（尤其是道德理想）的活動，脫離了精神生命及其理想，便無“歷史”可言。每一個民族都有其“普遍的精神實體”，歷史即是“普遍的精神實體”在實踐中表現其觀念的過程。然而，因為人類有動物性，故精神實體本身只能在動物性底限制下表現其觀念，在這兩種力量的拉扯之下，決定了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系統與觀念形態。
牟宗三畢生研究中國文化，其目的在於重建中國文化，開出中國文化的新型態。他認為：唯有道統、學統、政統三統並建，儒家式人文主義徹底透出，才能開出中國文化的新型態。他說：
道統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價值，護住孔子所開闢之人生宇宙之本源。學統之開出，此即轉出“知性主體”以融納希臘傳統，開出學術之獨立性。政統之繼續，此即由認識正體之發展而肯定民主政治為必然。
道德是道德宗教，學統核心是科學，政統就是民主政治。牟宗三認為：道統是一種比科學知識更具綱維性的聖賢之學，是立國之本、是文化創造的源泉，是政統和學統的生命和價值之源，政統和學統是道德的客觀實現，失去了道統，政統和學統就會步步下降，日趨墮落；而失去政統與學統，道統也會日益枯萎和退縮。他以為，三統之建立，就是“儒家式人文主義”的真正完成，也就是儒家真正轉進第三期之發展。
牟宗三認為：他在學術研究上畢生所作的努力，就是要梳理“儒家人文主義”的統緒，肯定孔子所開創的儒家文化的“道統”。值得強調的是：以牟宗三為首的“港台新儒家”，畢竟是學院派的人物，他們可以長篇累牘、著作等身以“肯定”儒家文化的道統，但卻無法在華人社會中“宏揚”此一道統。至於“容納希臘傳統，轉出‘知性主體’”，以開出“自主的學術傳統”更是一事無成。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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