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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啟動了超強的隔離性管制與全國性動員，將疫情防控與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首位。 |
中評社╱題：多重風險治理大考中的民族復興之路 作者：田飛龍（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一戰線高端智庫駐站研究員、法學博士
2018年以來，中國的復興之路面臨著來自三個相關維度的治理大考：第一，全球治理維度，2018年3月開始的中美貿易戰確定了中美競爭秩序的基本框架，也刺激中國對全球治理提供更完備的知識與制度公共品，強化與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的深度經貿合作，並藉助“一帶一路”擴展中國的經濟戰略域外空間和資源，形成一種多層次的彈性抗壓體系；第二，“一國兩制”維度，這是中國國家治理的特殊領域，是中國與世界就現代化議題達成底綫共識與合作默契的特殊制度安排，中國以強烈的現代化意願和主權節制性建構了一種對主權國家憲制秩序有所偏離的特別行政區制度，但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運動和2020年初的台灣大選造成“一國兩制”的觀念認同危機及制度模仿擴展的困難，“香港台灣化”成為對抗性政治趨勢；第三，2020年初爆發擴散的武漢新冠肺炎危機，暴露出中國主體性國家治理能力與社會集體行動能力的諸多短板，中國啟動了超強的隔離性管制與全國性動員，將疫情防控與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首位，但經濟負面影響與社會合作短缺也不斷浮現，“多難興邦”再次成為復興道路上的現實性挑戰。
引言：新時代的風險治理大考
共同體起於危機，民族復興之路多艱。中國文明與政治建構歷來具有超越種族和主權領土的普遍性訴求，將自身繁榮穩定與其他族群的共同發展作為“天下”尺度裡的相關事物加以考量和實踐。如果說馬克思主義謀求的是一種超國家的各民族普遍自由解放，這種解放具有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意義，那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是在天下秩序重構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雙重意義上展開了精緻飽滿的新世界觀與秩序建構前景。中國自身的結構性變遷，是當代世界體系最大的調節性和建構性力量。中國走向復興的歷史道路既需要一種回溯文明的保守性力量，也需要一種進取世界的創新性力量，因而所遭遇的觀念和制度張力必然前所未有。
中國不可能是一個簡單的“尾隨者國家”，而必然是一個與世界和平相處的文明領導型國家。中國發展道路的再次清晰化與“新時代”的歷史自覺有關，表現在2017年底的中共十九大報告以及2018年初的憲法修正上，中國決心依靠自身的文明與政治立場展開長期的改革探索，在自我塑造的同時塑造一個被稱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式天下秩序。在中國的戰略澄清條件下，中國內外的壓力因素必然聚集，在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雙軌層面的挑戰必然加大。隨著中國轉向自主性的民族復興之路，西方對中國的戰略想像與期待落空，轉而尋求以新冷戰及全面脫鉤的方式孤立和封鎖中國。
2018年以來，中國的復興之路面臨著來自三個相關維度的治理大考：第一，全球治理維度，2018年3月開始的中美貿易戰確定了中美競爭秩序的基本框架，也刺激中國對全球治理提供更完備的知識與制度公共品，強化與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的深度經貿合作，並藉助“一帶一路”擴展中國的經濟戰略域外空間和資源，形成一種多層次的彈性化抗壓體系；第二，“一國兩制”維度，這是中國國家治理的特殊領域，是中國與世界就現代化議題達成底綫共識與合作默契的特殊制度安排，中國以強烈的現代化意願和主權節制性建構了一種對主權國家憲制秩序有所偏離的特別行政區制度，但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運動和2020年初的台灣大選造成“一國兩制”的觀念認同危機及制度模仿擴展的困難，“香港台灣化”成為對抗性政治趨勢；第三，2020年初爆發擴散的武漢新冠肺炎危機，暴露出中國主體性國家治理能力與社會集體行動能力的諸多短板，中國啟動了超強的隔離性管制與全國性動員，將疫情防控與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首位，但經濟負面影響與社會合作短缺也不斷浮現，“多難興邦”再次成為復興道路上的現實性挑戰。
這三個維度存在密切聯繫，主體性國家治理是最內核與最關鍵的基礎，是維繫“一國兩制”和參與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這些張力和困難是中國民族復興之路必然需要經歷和克服的，它們的相對集中衹是因為新時代中國發展基礎與戰略方向已然成形，模糊空間與猜想成分基本擠出。從中國應對上述治理挑戰的表現和結果來看，中美貿易戰達成第一階段協定，是和局，展現了實力和原則，亦表現了合作與改革的意願及空間；香港反修例史無前例，挑戰甚大，但中央對香港的地位與角色有了更清晰認知，有助於國家戰略的調整及對港管治的改進。而台灣大選及社會本土化與國民黨的“離岸”傾向，顯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壓力重重，主場統一不容迴避；武漢新冠肺炎危機正在中央介入、全國動員與全球合作的治理合力下得到有效防控，其暴露出來的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短板正好對應於2019年11月十九屆四中全會之“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精細規劃而成為新時代治理改革的最佳素材、動力和契機。這些刺激反應的經驗和過程，正是民族復興之路的關鍵印記。
一、“美式天下”與中國角色
中美貿易戰是一場“假戰爭”，因為：一方面，中美貿易不平衡不等於不公正，美國找錯了貿易失衡的癥結，轉移內部政治社會矛盾，打了一場以“貿易”為名的霸權戰爭；另一方面，美國在2017年底已形成對華政策新共識，將中國識別為“第一號對手”，以冷戰思考和方式全面調整與中國的關係。中國在變，美國也在變，中美兩國都聲稱要維護既定的國際法秩序，要求對方遵守“規則”。2017年1月的達沃斯論壇，習近平主席發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演講，呼籲全球捍衛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維護聯合國框架下的全球治理秩序。美方代表對此甚為詫異，認為此次參會仿佛是“愛麗絲夢遊仙境”，中美的價值觀與政策主張似乎已“乾坤顛倒”。與中國在“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上的開放性價值宣示和政策主張相比，美國的“特朗普主義”則有著逆全球化、強烈民族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濃重印記。中國以“天下”文明思維對世界體系與世界事務提出見解，貢獻力量，創新制度，是具有自身文明及全球治理之充分正當性的。然而，美國關心的並不是中國可以對世界有何貢獻，而是中國的進取心與進取戰略可能對美國霸權構成何種競爭與消解的後果。
美國關心的從來不是“天下”，而是“誰之天下”。以“天下體系”研究聞名海內外的哲學家趙汀陽先生曾經回應過外國學者塞爾瓦托·巴博納斯的“美式天下論”，後者將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解釋為“美式天下”而忽視了“天下”的中國文明屬性。事實上，“天下”在中國政治哲學範疇內具有特定化的文明內涵，是中國人身份認同與秩序建構的最理想概念。中國人的秩序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一個道德周全的體系。其中“修身”是偏向主體性的概念，強調以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倫理將自身準備好，但不是發展成一個與整體對立的權利主體，而是自我教化為一個融入並貢獻於整體的“君子”。而“家”、“國”、“天下”則是君子從事治理實踐的三個漸次擴展性範疇，根據自身道德與能力資格予以匹配，形成一種錯落有致的“賢能政治”傳統。家治理的理想標準是“齊”，國治理的理想標準是“治”，而天下治理的理想標準是“平”。這一立足於中國文化人格與賢能治理範式的“天下”不是西方歷史與哲學意義上的“世界”。中國春秋公羊學傳統下的歷史哲學之“三世說”主張“據亂世、生平世、太平世”的政治演化論，也是對天下秩序的一種精緻演繹。既往中國學界曾有似是而非的說法，比如“三代之治在英美”等，這些是近代中西交流初始階段國人精英心理的過度刺激反應，有自卑比附情結，並非深思熟慮的產物。
無論如何，“美式天下”在權力意志與秩序意義上仍然是無法迴避的現實，這是西方1500年以來之“地理大發現秩序”內外交錯纍積的最終成果，也是法蘭西斯·福山宣佈“歷史終結論”的主要經驗依據。吊詭的是，美國在西方文明範疇內戰勝了西方另一條歷史路線的代表蘇聯，就直接宣稱冷戰勝利與歷史終結，世界其他地區的文明與國家的命運似乎衹是對西方體系內獲勝者的膜拜與模仿而已。1979年中美建交，中國開啟改革開放進程，西方對中國的戰略期待正是中國經由市場經濟、民主法治、公民社會及西方發展援助而納入“美式天下”，成為西方“歷史終結”的最關鍵東方個案。美國誤解了中國，也誤解了中國文明。
“美式天下”的關鍵性缺陷在於：平等倫理僅限於西方國家內部以及“非國家化”的個體，亦即文明國際法與人權。現代國際法起源於1648年三十年宗教戰爭結束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本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國家之間的和平契約，對非西方文明的國家與地區本來不適用，如果適用則需要達到西方的文明標準。這就使得西方的世界秩序無法真正容納其他文明的同尺度理想和制度合理性，因而無法與其他文明的普遍價值真正相容。人權則是西方思想庫中孕育出的最具穿透力和解構性的概念，不僅在其內部作為民主擴展和社會平等的價值基礎，而且在非西方國家進行著個體與整體的拆解程序，造成非西方國家民主轉型及西化進程中文明的自我解構、生活範式的自我否定以及對西方的嚴格依附。這是西方全球化與“顏色革命”的秘密。這一進程造成了大量“失敗國家”，即便是民主轉型有所成功的國家和地區也普遍難以自立，在文化與政治上存在激進要素，且不得不依賴於美國和西方的保護體系。個體人權的解放帶來文化合法性與國家利益的整體性依附，這是“美式天下”的“無形帝國”政治技藝，但其文化與政治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在“美式天下”的政治與經濟分工體系內，不平等與控制機制無處不在，“棱鏡門”式的監控網絡、美軍基地的“全球化”、美元量化寬鬆的“剪羊毛”策略以及美國法律“長臂管轄”的制裁體系，構成無法反抗、難以反思、無力抗衡與突破的“鐵罩”。
中美貿易戰根源於中國政經體制的自主性與發展優勢對“美式天下”的刺激挑戰，也根源於“美式天下”固有的對非西方文明的嚴格敵意。西方文明並非對非西方文明完全無法容納，在歷史長河中也曾多有互動吸收，衹是西方文明的政治代表無法容忍非西方文明的政治復興與權力表達。西方可以接受中國文明作為可愛的“博物館文明”或民間人類學意義上的“風俗文明”，但無法接受中國文明作為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政治性文明。在“美式天下”的規範視野中，中國是沒有文明地位的，即便因其體量而不得不獲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也衹能是符合美國定義的所謂“負責任的大國”，其責任內涵與承擔方式由美國來分配、監督甚至問責制裁。是中國的自主發展與美國的規訓失敗，造成了中美貿易戰及“新冷戰”的發生，這是不可逆的歷史進程，第一階段貿易協定衹是這一進程的一個初期節點。
且不論美國在香港反修例與台灣大選中的直接干預，美國在近期武漢新冠肺炎危機中的表現亦可折射“新冷戰”的戰略寒光：美國的道義援助與合作機制啟動遲緩；美國產生了種族主義的反華小高潮，典型如《華爾街日報》2月3日的“亞洲病夫論”；美國政客乘機進行中美“脫鉤”的鷹派操作和輿論引導，損害中美關係及中國利益；美國不適當宣佈對中國的航運禁令並帶動其他國家“封鎖”中國；美國在台灣問題、華為問題上乘人之危，持續擾亂中國，妨礙疫情防控。這表明，疫情中的中國儘管獲得了世界越來越多的同情、理解、支持與合作，但美國對華戰略的“冷戰”動作卻頻頻展現，根本上還是“美式天下”缺乏道德上的自我反思能力，缺乏與中國及中國文明和平相處的意願，而將中國戰略性鎖定為“蘇聯第二”。
當然，美國也是多元的，始終存在戰略實用派和戰略鷹派的區分，前者傾向於和中國發展經貿關係，從中獲得超額利益，後者則無視經貿利益而徑取遏制甚至顛覆中國的冷戰利益。特朗普主義介乎二者之間，是美國實用主義與鷹派冷戰主義的某種奇特結合。美國民主黨的彈劾失敗與特朗普對華第一階段貿易協定的達成，基本上奠定了特朗普連任的政治基礎。然而特朗普畢竟是“美式天下”秩序內的美國總統，是美國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代表，他對“冷戰”不熱衷但也不排斥，力求在貿易利益和冷戰利益之間求得動態平衡，爭取政治連任及美國再次復興的歷史定位。因此，儘管中美貿易戰一度有“泰山壓頂”之勢，但“美式天下”本身的結構彈性、美國與其盟友利益的差異性以及中國立足政治團結和經貿開放的辯證策略，在較長時段內仍可大致維持與美國的戰略和局，為民族復興爭取儘可能延長的時空餘地。
二、香港台灣化與“一國兩制”挑戰
“一國兩制”是中國走向世界的制度橋樑，但這是一座雙向通行的橋樑，而不是單向設定的方向標。從中國自身的現代化與國家建構進程來看，“一國兩制”具有國家統一和經濟現代化的雙重價值，其中是否隱含著制度現代化的期待和目標呢？是有的，但不是所謂的“內地台灣化”或“內地香港化”，而是內地與港澳台在“一國”的文化與政治前提下共同致力於民族復興及制度現代化。因而，“一國兩制”是中國長期現代化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民族復興事業的杠杆和動力。這一邏輯隱伏於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的治國方略之中，彰顯於鄧小平具體規劃和推進的國家統一事業之中，在港澳先期收穫，在台灣凝聚成“九二共識”並持續推進和平發展與漸進統一。
這一進程本來是中國人自己的利益、共識與事業。然而，現代中國的主權統一與國家建構無法擺脫地緣政治及列強霸權陰影。台灣問題之所以成形，與美國對二戰後遠東國際法秩序的修正有關，也與中國建國、中蘇聯盟及朝鮮戰爭帶來的戰略再平衡壓力有關。新中國70年歷史，是中國國際地位逐步恢復及獲得列強承認的歷史，但這種承認始終是有條件、有鬥爭及充滿不確定性的。1950年朝鮮戰爭期間，美國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台灣戰役被迫中斷。1979年中美建交，但美國承諾的“斷交、廢約、撤軍”始終留有折扣及餘地，《與台灣關係法》始終留有冷戰與遏制戰略的尾巴，近些年伴隨中美關係惡化而更有回潮逆流。2018年以來，美國涉台立法不斷升級，逐步突破中國國家利益與主權秩序的底線，引發中美關係進一步裂變及中國更深層次的戰略警惕和反制。
香港問題不僅有美國在《香港政策法》下的持續干預，也有台灣的長期政治經營和文化滲透。在港英時代，香港是兩岸政權政治博弈的重要戰場，大陸保留香港殖民地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台灣則將其作為“反攻大陸”的策略基地。台灣政治的本土化與民主化，既打擊了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又進一步隔斷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最低限度政治文化認同，終於在2016年蔡英文總統上台及民進黨全面執政之後導致了“九二共識”觀念危機及兩岸進一步的“離岸”狀態和對抗。從任何一個指標來看，台灣的政治本土化都在充當香港的榜樣和示範。“香港台灣化”不是一個新穎命題，而是香港回歸以來的一條社會運動與政治發展暗線，占中運動將這條暗線顯明化，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則將之主流化。港獨台獨之互動，當然不是純粹的地方性分離事件，而是中美關係前沿戰略性拉鋸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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