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2020大選與國民黨未來走向評析 作者：黃宗昊（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台籍講師，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
如果貿然抛棄“九二共識”，並在兩岸政策路線上向綠營一邊倒，這才是國民黨真正的悲劇。其實藍綠之間的關鍵差別不多，主要就在於兩岸路線，國民黨如放棄了自家的神主牌，而選舉技巧又比不上民進黨，恐怕衹能淪為永遠的在野黨，難逃被歷史淘汰的命運。另方面，藍綠的兩岸路線雖有差異，但也有共識，最大的共識就是：和北京的立場存在更大的差距。但無論如何，北京的立場畢竟和藍營近些，無論是從兩利相權或兩害相權的角度出發，北京都很難越過藍營而直接跟綠營建立較佳的關係。
所以創造性模糊的“九二共識”和既有的兩岸政策路線正是國民黨的瑰寶，能發揮穩定兩岸局勢的重要作用，貿然改弦更張，衹會未見其利、先見其弊。雖然台灣的年輕人可能有“天然獨”的傾向，但衹要國民黨推出的人選和立場不走向深藍的極端，仍有望爭取到一定比例的年輕選票支持、扭轉局勢。
台灣2020年大選的結果在1月11日的晚間揭曉，有人額手稱慶，有人扼腕嘆息。大選雖然塵埃落定，但島內政壇並未就此平靜，特別是對敗選的藍營而言，仍然迴盪著許多大問題有待探討與分析：國民黨在這場大選中是否注定失敗？國民黨是否必須修改兩岸路線以吸引青年選票？國民黨未來是否會一蹶不振，又將何去何從？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先有效把握事件發展的脈絡，當釐清了從何處來，才能研判將往何處去。一個不應繞過且適合作為探討起點的，就是2018年底的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
一、從九合一選舉開始
在這場選舉中，在高雄根基尚淺的韓國瑜代表國民黨出征，竟然擊敗了選前普遍被看好的民進黨候選人陳其邁，“光復”了已由綠營執政二十年的高雄，堪稱是一場奇蹟式的選舉。韓國瑜之所以能獲勝，綠營在選戰中的大意和過度自信是一大關鍵，總覺得“民進黨哪怕提名一顆西瓜都能當選”，最終果然被人民用選票懲罰，吞下了敗選的苦果。
針對這場選戰，有三點觀察值得一提：首先，地方選舉更為務實，就事論事，藍綠的區別有時沒這麼重要。競選一個市長職位，兩岸路線與“亡國感”之類的議題很難操作，更多聚焦於地方事務，這既是地方選舉的特性，也限縮了綠營煽動“恐中”情緒的空間。其次，這是一場憑藉網絡宣傳扭轉勝敗的選戰。韓國瑜和國民黨欠缺行政資源，衹能以小博大，用網絡宣傳的方式打選戰。但事實證明，衹要人對了，議題也對了，儘管被認為是深綠的高雄，也非鐵板一塊，仍然有撬動的空間。最後，在“韓流”形成的初期更具有多元性，既不排斥年輕人，也未被年輕人排斥。不僅那支“高雄又老又窮”的影片就是年輕團隊幫韓陣營打造的，而後的宣傳和造勢也順利喚起年輕人返鄉投票的風潮，才能一舉超越綠營長期盤踞高雄所掌握的選票。
如果回到“九合一”選後、藍營聲勢一片大好之際觀察，實事求是地說，執政的蔡英文總統當局確實不受歡迎，否則綠營就不會敗得如此之慘，輸掉了大部分縣市，甚至是高雄的地方政權。另方面，“韓流”初起之時相對清新、包容力強，和年輕人間並不互斥。有些論者以大選中年輕人幾乎都把票投給了蔡英文總統來說明韓國瑜始終不受年輕人歡迎，這是由果推因，並不正確。國民黨手中原本握了一手好牌，但優勢的局面卻在之後逐漸反轉，這和黨內初選的紛擾密不可分。
二、黨內初選的紛擾
由於2018年底“九合一”選舉大勝，國民黨內有多位候選人對於挑戰2020年大選躍躍欲試。其中，最有可能出線的人選是剛卸任的新北市長朱立倫和黨主席吳敦義。自從2016年大選失利以來，朱2020年的大選，在之前的“九合一”選舉中朱立倫也賣力輔選，廣結善緣。許多國民黨的地方實力人士，尤其是被外界戲稱為“禿子、燕子、漢子”的高雄市長韓國瑜、台中市長盧秀燕和新北市長侯友宜基本上都有“挺朱”的默契。當時，韓國瑜雖然沒有把“絕不參選”的話說死，聽其言的同時又觀其行，他確實沒有朝向參選做準備。
反觀黨主席吳敦義，雖然能力不弱，但民間觀感較差，關鍵的優勢是掌握了國民黨的黨機器。所以第一階段國民黨提名人選的“朱吳之爭”，重點就放在候選人的產生方式：吳敦義對自家的優勢有自知之明，主張提名與否全部參考黨員投票；朱立倫當然反對，針鋒相對主張應全部依據民調高低。本來按照國民黨黨章的規定，是採三七開，三成依據黨員投票，七成根據民意調查；如果按照既有規範，吳敦義並無優勢，所以才會提出“全黨員”的主張。但大選畢竟是面向全台，並非國民黨的家務事，所以增加黨員投票所佔比重的主張難有說服力。吳敦義退而求其次，自己不選，反將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拉入了局中。國民黨提名人選也從第一階段的“朱吳之爭”進入到第二階段的“朱郭之爭”。
郭台銘和多位國民黨大佬交好，之所以入局可能來自這些大佬的力邀，未必和吳敦義直接相關；但吳敦義在此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就是藉由頒發榮譽狀確認了郭台銘的黨員身份，否則郭台銘根本不可能代表國民黨參選。吳敦義何以出手幫忙？可能的考量是看中了郭台銘缺乏自身政壇班底的“政治素人”屬性。一旦郭台銘挑戰大位成功，手邊可供分配的職務必多，吳敦義雖然自己沒登上大位，但可藉機為自己和親信謀到好出路，也是退而求其次的次佳選擇。反觀朱立倫陣營，班底完整，又和黨內的地方實權人物交好，一旦當選，幾乎就沒有吳敦義的發揮空間了。所以在郭台銘參與黨內初選的過程中，吳敦義之所以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有其理性計算的基礎。
國民黨的提名大戰進入到第二階段的“朱郭之爭”，如果朱立倫按照先前的穩健佈局持續運作，其實未必會輸，甚至還贏面居大，衹是相較於第一階段對決吳敦義能輕鬆取勝，第二階段勢必得多費一番功夫，也未必十拿九穩。另方面，郭台銘雖然有較高的民間聲望，也符合部分“精英藍”的支持品味，但郭台銘如想挑戰大位卻有致命的弱點，就是他的財富與成功根本無法與中國大陸切割。在綠營擅長“恐中”、“抹紅”的選戰策略下，國民黨如提名郭台銘參選，基本上就是以己之短和他人之長交鋒，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很難有勝算。
就在“朱郭之爭”陷入膠著之際，原本應該抬轎而非坐轎的韓國瑜卻反客為主，加入到這場角逐之中。這也將國民黨初選的局勢，從第二階段的“朱郭之爭”推進到第三階段的“韓郭之爭”。原本位居舞台核心的朱立倫，就在這一波情勢的變動下逐漸邊緣化，最終被擠出了舞台，由韓國瑜取而代之。
韓國瑜何以甘冒大不韙而出馬參選？歸根到底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來是情勢變動。雖然之前韓國瑜對支持朱立倫參選有默契，朱立倫也很可能給予了相應的政治交換與承諾，但初選的局勢變化迅速，已從朱立倫十拿九穩的“朱吳之爭”，演變為鹿死誰手尚未可知的“朱郭之爭”。一旦朱立倫無法出線，之前的政治承諾都將成為無用的空頭支票。與其如此，還不如化被動為主動，直接越俎代庖，出馬挑戰大位。
另方面，更深層的原因可能源自韓國瑜的不自信，或者說對“韓流”的走向沒有把握。平心而論，2018年底的“九合一”選舉韓國瑜贏得很突然，支持他的“韓流”從何而來？為何會支持他？是否具有持續性？這些問題不僅媒體和學術圈很好奇，恐怕韓國瑜本人都沒完全搞清楚。面對市長勝選、甚至有機會挑戰大位的情勢，保守但穩健的策略會建議他“廣積糧、高築牆、緩稱王”。如果好好經營高雄的地盤，假以時日，縱使“韓流”消散，他也可以憑藉從政經歷與人脈成為藍營的“南霸天”；屆時進可攻、退可守，就算出馬角逐大位也會事半功倍。與此同時，高風險卻高報酬的策略則會不斷提醒他：“人氣可用”。既然“韓流”的走向不易把握，不如趁現在一鼓作氣、出馬角逐大位。否則“過了這村，就沒了這店”，就算未來厚築地方實力，也可能終身和大位無緣了。
這兩種看法沒有絕對的對錯，也許韓國瑜心中也天人交戰、難以抉擇了好一段時間。他身邊可能也有人覺得“九合一”選舉贏得太容易，存有一種僥倖的心理，或是為了個人的政治前途，不斷拱著他向前走。於是韓國瑜跳了出來，一躍成為國民黨初選第三階段“韓郭之爭”的主角，並最終在民調中擊敗郭台銘，取得代表國民黨參選的資格。雖然韓國瑜獲得提名，但在長達半年的黨內初選紛擾中，政治人物的權謀和嘴臉對國民黨乃至韓國瑜的形象打擊甚大；與此同時，早期寬廣的“韓流”也不斷朝向定型化的“韓粉”轉變，進而激化了世代矛盾，讓年輕人的選票和韓國瑜陣營分道揚鑣，導致韓國瑜敗選。
三、從提名到投票
韓國瑜在2019年的7月底正式獲得國民黨提名投入大選。許多論者認為他最終敗選的原因是香港情勢的發酵，讓蔡英文總統當局“撿到槍”，大肆行銷“芒果乾”（亡國感）所導致。但這其實更多的是結果、是表象，而非真正的原因。值得指出的因素可分為三方面，包括：“落跑市長”的形象陰影、庶民人設是雙刃利劍，以及世代矛盾的激化與反噬等。這些因素不但單獨作用，還會彼此強化，最終讓韓國瑜的選情滑落失敗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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