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接收人員在台灣上上下下大搞“五子登科”（所謂金子、房子、車子、女子之類），而生居於此地的台灣人卻由於不受信任、許多人已不識中文不懂國語等原因，繼續處於社會的邊緣與底層。1949年國民黨中央政府遷台，此後並實行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台灣更加沒有民主法治可言。台灣人於日本統治時期生長出的對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的渴望，至此雙重破滅。
上述半個多世紀中的悲慘命運，使台灣人在極度的挫折中陷入極度的“悲情”，使他們在心理上將祖國視為一種“異己”的力量、形同“外來政權”，也使部分人具備了說服自己不再認同“中國人”的道德心理基礎。由此形成的所謂“台灣人心態”極為複雜，作者撮其要者點列以下三點：
一是棄兒心結。如同一個孤兒，一出生就被母親拋棄，之後經過自己艱難掙扎長大了，而且出息了；這時候談到認祖歸宗，他很自然會抱持一種可認可不認、可歸可不歸的態度，而且認不認、歸不歸都應是他的自主權利。在此情況下，要真正促其回歸就須在兩方面具有同等的力度，首先是阻斷其不歸的後路（如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同時必須以親情感化，以母愛滋潤，甚至某種程度上讓他以一種自主自願、榮歸故里的姿態回家。如只是聲色俱厲說你必須回來否則就是大逆不道，則必然導致其心理逆反。這一歷史心結雖然隨著時間流逝而在普通民眾中有所淡化，但在代表和表達群體利益的政黨、知識分子中卻遠不會消失。照說清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的所作所為與我們並無關係，相同之處則在於我們也是代表祖國的中央政府。相關的例子是，70年代西德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時，曾代表德意志民族向二戰中受難的猶太人墓下跪，這也許就是對歷史的一種概括承受。
二是強烈的“出頭天”願望。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長期處於下等公民地位。台灣收復後，除了“2．28”鎮壓，絕大多數台灣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也普遍沒有得到改善。首先是由於國民黨把整個政權體系及經濟、文化機構從上而下搬到台灣，同時抱持“反攻大陸”的過客心理，總體上並不給台灣人留下參與的餘地。其次由於台灣人久離祖國，多數不通中文、不懂國語，對官場及經濟、文化領域的體面職位均不得其門而入，因而在各方面倍受歧視。這就形成了少數大陸人長期統治多數台灣人的不合理狀況。少數大陸籍人籠斷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突出代表，是1947年在南京就任的龐大的“中央民意機構”，在“反共復國”的名義下居然幾十年一貫不加改選（被譏為“萬年國會”），這種特權對台灣人的基本權利無疑是一種歷史性的剝奪。時間愈久，憤懣愈深，各種各樣的反抗此起彼伏；而國民黨政府則一貫施以高壓，或處決，或關押，“綠島”成為台灣人苦難的象徵。長期受壓制的命運使台灣人逐漸形成一種極為突出的反叛性格，結合早期先民渡海求生的冒險特質，愈壓愈反，幾近偏執，只能“順毛摸”，不能“逆須捋”；同時也凝聚出一種鮮明的群體共識，就是必須“出頭天”當家做主。這一“出頭天”思想反映在兩岸關係現實上，就是認為“一國兩制”是對台灣地位的“矮化”，拒不接受地方政府的定位，強烈執著於“尊嚴與平等”，突出表現是許多人可以接受血緣、歷史、文化及未來的中國，但對目前“政治”的一個中國則不願承認（因為“中國”在國際現實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民國）。
三是明顯的西方制度認同。台灣人長期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蔣家父子長期進行反共宣傳，七、八十年代經歷了“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很多知識分子曾留學歐美，後至蘇聯解體、西方價值觀盛極一時，等等，都使台灣人對共產主義加以排斥，並有一種相對於大陸的“優越感”。在這個問題上，不僅本省籍的台灣人如此，包括傳統國民黨大陸籍人也如此。這也正是蔣經國生前長期拒不接受我“一國兩制”統一的根本原因。隨著兩岸交流往來逐年增多，特別是由於我們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進展，台灣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大陸未來誘人的發展前景，在此問題上的態度也開始產生變化。但是，他們在根本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上還是認同西方的模式，並一廂情願地認為大陸將來也會走上那條道路。體現在兩岸關係取向上，就是希望兩岸制度及生活水平接近後再談統一（即所謂“未來的一個中國”），現階段則兩岸“分治”。這是“維持現狀”成為所謂台灣“主流民意”的深層社會基礎。
世紀末：“民主”業已實現，“民族”再臨抉擇。
從以上觀點看，蔣經國於80年代後期實施的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正是回應台灣人民自日本統治時期開始的對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百年悲願。時移勢易的是，台灣人經歷了1945年回歸時民族主義理想的幻滅後，已經在部分人中產生出一定的台獨傾向，因而蔣的兩大措施實際具有了一種新的意義，即通過增加同大陸的聯繫來平衡與牽制“民主化”中將破籠而出的台獨能量。……
民進黨上台也使台灣人第一次沒有了國民黨的中間緩衝，直接面對大陸，直接面對13億大陸人民在遠比台灣百年經歷深長久遠的五千年歷史傳統中形成的統一理想，直接面對國際上不可能更改的一個中國現實。在這個意義上，民進黨上台促使台灣人必須重新面對歷史和現實，在終極的意義上對統獨問題進行徹底反思。為了爭取執政，阿扁在競選期間作出了不推動台獨的保證，上台後聲明他已“放空”自己，不論統獨都由民眾決定；曾在元旦致辭中表示“一個中國本不是問題”，並稱“既然要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如何如何。對這些動向，我們一方面可以看作台獨分子一時的詭計，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是一個轉變的開始。電影《鴉片戰爭》開首有一段旁白：“一個民族只有當他站起來的時候，才能冷靜平和地反思過去跪著時的歷史。”民族如此，族群也如是。台灣人既已當家做主，從而已就開始擺脫他百年的悲情；儘管民進黨內還存在基本教義派的強力拉扯，儘管許多民進黨人不可能一下丟掉久負的包袱，圍繞一個中國的爭執還將持續，但轉變應已開始。
這是繼半個世紀前民族主義理想破滅後，台灣人再一次直接面對祖國，進行再一次抉擇。不同的是，上一次開始時是帶著欣喜無條件地回歸祖國懷抱，這次則多了一項“對等與尊嚴”的堅持。
與上一次相同的是，作為祖國一方的言行態度，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影響他們的進退取捨。
令人欣慰的是，祖國大陸現代化建設的迅猛進步及其所展示出的廣闊前景，已經成為台灣經濟再轉型、再升級的動力與希望，從而對廣大台灣人產生巨大的磁吸作用；而在全局戰略上佔據的主動，則使我們能夠對十分在意祖國態度的台灣人展現比以往更大的包容。
新世紀是一個樂觀的世紀。在歷史的長線上，我們聽到了兩岸融合的深沈腳步。
註釋
①新華社2014年11月2日電。
②新華社2016年3月5日電。
③新華社2016年11月1日電。
④新華網2017年3月5日。
⑤新華社2014年9月26日電。
⑥長期以來，筆者先後撰寫過一批研究兩岸關係的文章，絕大多數沒有公開發表，只在一定範圍內提供參考。2008年7月，筆者深感在中央確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道路後，對台戰略已經取得階段性進展，筆者的相關研究可以告一段落，故將部分文章收集在一起，在從事對台研究的少數同仁間進行交流。本文提到的幾篇文章，2000年那篇題為《兩岸關係總批判》；之所以冠以“批判”二字，一是中國文字中本來有“批者，以手拿來進行比較”即分析的意思，判則為判斷，也就是總體分析與判斷；二則是為引起閱讀興趣。2004年那篇題為《實現國家統一理論創新與對台工作戰略調整》；由於不為公開發表所以不拘形式，標題上面還加有“溯本清源求真務實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四個詞的眉題。1996年那篇題為《關於當前兩岸關係形勢》。2006年那篇題為《解決台灣國際活動空間問題，削弱台獨社會心理基礎》。1992年那篇題為《“德國模式”與兩岸統一》。2008年5月那篇，題為《大功初成，鞏固前進——從馬英九總統大勝的深層原因看我今後工作的基本方向》。
⑦新華社2008年12月31日電。
⑧同上。
⑨人民網2012年11月8日。
⑩新華社2015年11月7日電。
⑪《人民日報》2002年1月25日。
⑫中新網2005年4月29日。
⑬人民網2005年1月28日。
⑭新華社2014年2月18日電。
⑮新華社2014年9月26日電。
⑯新華社2013年6月13日電。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8月號，總第23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