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舊有格局體系出現支離破碎傾向，各國亦左右為難。二戰後國際關係體系建立在美蘇兩極基礎之上。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戰結構解體，美國“一超獨尊”地位確立，由此形成新的國際格局。進入新時代，隨著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的強有力發展，這個結構必然也必須且正在調整之中。舊有的格局受到強大衝擊，美國的戰略影響力相對下降，俄羅斯的戰略影響力相對恢復，中國的大國地位則快速上升，中美關係成為新舊格局架構轉換的決定性因素。
自冷戰後期開始，中美關係經歷破冰、升溫、建交、“蜜月”、波折、接觸時期，在各種複雜因素的交織影響下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基本框架，并牽動地區和國際體系的穩定。這個框架包括涵蓋全球、亞洲以及中美雙方的政治體系、經濟體系、科技體系、社會體系以及聯盟體系、軍事安全體系，其中中美之間既有合作也有競爭，既有接觸也有防範，既有遏制也有突破，形成了動態平衡。但進入新時代，美國不恰當地把這個框架體系看成被中國“利用”的機會，下決心重整重塑。意識形態牽引、聯盟戰略圍堵、軍事安全對抗、“脫鈎”政策打壓、社會影響“改造”，現實世界和虛擬空間手段并舉，大力度集中給中國製造連續性、并發性的麻煩、難局、困局、惡局，手段無所不用其極，試圖塑造消納中國和新興國家“崛起”的能量，推動國際體系實現有利自己的“再平衡”。拜登政府新推出的澳庫斯（AUKUS）、“民主峰會”機制、“印太經濟框架”等，便是這種重整重塑的一部分。
但是，絕大多數國家，包括美國的西方盟友夥伴，未必對美國有足够的戰略信任、真誠的擁護追隨。同時，他們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認知更加現實，對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一帶一路”等相關主張普遍有所期待，對美國的橫生枝節、倒行逆施亦有相當怨氣。拜登政府的價值觀聯盟戰略，逼著別國“選邊站”。別國在中美關係充滿不確定性的混沌狀態下，難以明確、迅速、堅定地“選邊站”。2021年11月17日，臨卸任的德國看守政府總理默克爾接受路透社專訪時，語重心長地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這些話實質上也是美國最寄予希望的西方諸多盟友的心裡話：普遍性的“脫鈎”并非正確選擇，這將令德國和歐盟遭受損失。德國和歐盟應該延續對華合作，并相互學習。默克爾的講話小心翼翼，著墨點是經濟，但內涵絕不限於經濟。經濟合作沒有政治外交合作為條件，不可持續，所以默克爾話中有話。
另方面看，其他國家多數不急於“選邊站”，甚至時不時還向中國靠攏，包括11月22日東盟與中國正式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也加劇了美國的戰略焦慮和政策方向不確定性。俄羅斯的經濟總量僅相當於中國相對發達的一省，也能使美國的反俄聯盟漏洞百出，包括其全力打壓的“北溪2號”管道項目問題，美國又如何能組織起天衣無縫的遏華聯盟？這是美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當然，也有極少數國家如澳大利亞現任政客，迫不及待“選邊站”。他們可能忘記了美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實用主義本性：今日盟友夥伴可能一夜之間成為明日對手敵人，今日對手敵人亦可能一夜之間成為明日盟友夥伴。
三是大國博弈方式方法不定，影響充滿變數。大國之為大國，綜合實力和對國際體系的影響力使然。大國博弈是國運之爭，政治、經濟、科技、金融、社會、文化、外交、戰略、軍事、網絡空間等領域全頻譜覆蓋，方式方法、手段資源、謀略運用的可選擇性極強。這是定數。但是，不同博弈態勢下，大國博弈手段運用的目的意圖、優先排序、強度烈度、進入退出、結合樣式、綜合配套等等，都不是定數，從和平相處到戰爭衝突，可能性都不能排除。這種不確定性也影響到國際體系的穩定、變化和其他各國的選擇。
美國戰略競爭概念的內涵究竟是什麼？與戰略衝突的區別邊界劃在哪裡？拜登政府的“共處”主張與中國的“和平共處”有區別嗎、區別在哪裡？美國沒有說清楚。沒有說清的模糊地帶都是中美關係的不確定地帶，也是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環境可能受到不同影響的地帶。祇要美國不改弦更張，中國不得不防；中國不得不防，美國就會變本加厲，惡性循環可能形成。所以，無論美國提出“共處”主張還是“不衝突”承諾，本身固然是好的現象，但是，僅僅作為口號提出來遠遠不够。祇有先把政策與戰略邊界想清楚、說清楚并可操作性地劃出自我約束的紅綫，才能促成“共處”，才能在美中之間建立起防止衝突的有效“護欄”。否則，這種“護欄”至多可理解為美國為將來打輿論戰時向中國“甩鍋卸責”製造“衝突責任藉口”的手法而已。況且，美國單方面強行劃分與中國的“合作”領域，不能防止其在單方面強行劃分的“競爭”和“對抗”領域裡把美中關係推向極端。極端意味著對決，對決意味著戰爭與衝突。美國的挑戰不止，美中關係、國際風雲就不會停止莫測的變幻。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前文與布魯金斯學會主席艾倫的對談中說，拜登花了10個月的時間“塑造戰略環境”，以便能“以有效的位置（inaneffectiveposition）”，進入這個會談。這包括在美國國內加強投資，為美國力量水庫重新注水；在國外與貿易夥伴協調，展現外交肌肉，強調美國的領導地位。這些努力將為美國和貿易夥伴置於“最有效競爭的位置”，為與中國“有效的、健康的”競爭設定條件。沙利文的這個解釋，不由得使人想起孫子的“先勝”思想——先勝而後求戰，以待敵之可勝；以及利德爾·哈特的間接路綫戰略。孫子正是看到春秋戰國時代無休止的征伐戰爭所帶來的災難，才提出其光照至今的偉大思想。拜登期望通過發展自身、建立聯盟、製造困境、圍堵遏制，最終實現對華“全勝”。如果美國也能吸納孫子的慎戰、不戰思想，與中國進行和平競爭、君子之爭，也不失為一種文明進步，也有助於與中國“共處”、避免衝突。但是，如果美國僅把孫子兵法作為鬥爭藝術而非治國理政哲學來讀，把不被中國超越或不接受中華民族復興，作為唯一可以接受的現實，并為此而不講信用、不擇手段、不計後果的話，美國就沒有讀懂孫子。遺憾的是，美國包括拜登政府，迄今在大國博弈方式方法上，還是在霸權霸道傳統的老路上徘徊。如對於熱點敏感問題，美國的這個傾向就極為鮮明。
美國人或許太自信了，他對自己的軟肋和頭疼的熱點敏感問題估計不足。其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矛盾衝突、與西方盟友夥伴裂痕，自身劣跡斑斑的黑暗歷史、難以止損的衰落態勢、層出不窮的國內問題、撕裂的社會族群等等，包括自特朗普政府起一系列防治不力所導致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擴散責任等，難道其他國家會視而不見、不在對方變本加厲的時候加以利用嗎？同時，美國人也不應以為策動涉華熱點敏感問題就一定有利於自己。其他國家和地區既可能覺得美國對華發難是機遇，也擔心被美國“棄子”，他們都知道自己不過是棋子，也都不知道在這一輪大國戰略競爭中，美國會挺進到什麼程度、什麼時候將斷然“棄子”。而當美國無法收拾局面、“棄子”跑路的時候，更將重創其國際地位。
四是混沌持續時間不定，何時實現“再平衡”成為全球性戰略追問。混沌階段的持續時間，主要取決於中美關係再平衡的時間。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還是一年半載、三年五年？目前沒有答案。以往，即便在中美關係“蜜月期”的上世紀80年代，美國政權更迭後，美中關係也會有一個動蕩調整期，但這個動蕩調整期一般也就持續一年半載，不會太長。當時中美關係的一時動蕩，主要來自美國內部的反共勢力和部分社會群體的反共意識，總統候選人往往要在美中關係上作出一定負面表態，才有助勝選。但新政府上台後，共同的戰略利益、普遍的經濟發展規律、對“接觸改造”策略的濃厚期望，總會戰勝頑固而單純的反共意識形態，使得中美關係復歸平衡。也正因為如此，中美關係的變化便有“好也好不到哪裡去，壞也壞不到哪裡去”的說法，并一直延續到21世紀初奧巴馬政府時期。在此期間，中美兩國、其他相關國家專家學者，對中美關係基本面一直抱有基本信心和大體準確判斷。
但是，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時代，情況丕變。戰略競爭這個因素被美方強行加入進來，遏制被中國趕超成為美跨越兩黨、公衆普遍認可的“政治正確”。更多美國人不但出於反共，更出於“反趕超”危機感，對準中美關係的脆弱環節，發出強勁負能量，使得新時代美中關係一時變化莫測、充滿迷霧。在對華政策框架上，特朗普政府花了4年沒有找到穩定方向，拜登政府10個月不見得業已真正確立起可長可久的體系。前述沙利文稱拜登10個月時間的說法，至多可視為試探性方案出台，還不能認為其已結束戰略準備、胸有成竹。此次中美首腦視頻峰會後，拜登政府在諸多涉華問題上依然我行我素，看不出明顯變化。現實情況是，美國內對華政策爭議依然強烈，國際上也有“打美國牌”推波助瀾的湧流。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拜登政府以及以後的任何美國政府，其提出任何方案必定不能達到遏制中國的目的。祇要美國不放棄不切實際的戰略目標與意圖，其對華政策就不能保證不游移不定。故可以預計，美國的對華戰略彷徨期還會延續相當長一段時期，其間雙方關係依然會波譎雲詭，以致管控危機與衝突而非合作共贏，勢必成為中美之間相當長一段時期的共識。隨之，當前國際關係的混沌階段究竟會以“修昔底德陷阱”，亦或“金斯伯格陷阱”走向清晰階段，或者是有驚無險、有鬥無戰的“墨子守城”“非攻模式”的進入和平發展新境界，仍是變數。
四、中美應建構可長可久的和平共處之道和良性競爭架構
混沌系統有一個重要規律就是“蝴蝶效應”。一個看似貌不起眼的小事件，可能引起系統的整體劇變。西方有民謠“釘子缺，蹄鐵卸；蹄鐵卸，戰馬嘶；戰馬嘶，騎士絕；騎士絕，戰事折；戰事折，國家滅”。換言之，在混沌階段，中美關係有一定脆弱性。如果不管控好雙方關係，突發事件可能引起中美關係顛覆性變化，進而對地區和世界局勢形成不可預測的衝擊。
中國方面自不待言，原本就不希望中美關係生變生亂，一直主張中美“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美國方面也陸續提出美中“不衝突”、建立避免美中關係失控的“護欄”、容納美中合作的“小院高墻”等主張。拜登此次視頻峰會上表態稱，“美中作為兩個大國，對美中兩國和世界人民都負有責任。”“作為中國和美國領導人，我們的責任是確保我們兩國之間的競爭不會演變為衝突，無論有意還是無意的”。如果美國能把表態落到實處，與中國一道，以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態度小心翼翼地管控好雙方關係，突發事件不但不會破壞彼此關係，反而可能成為增進雙方關係良性“再平衡”的轉捩點，這個世界也就會比較太平。拜登政府官員在評論視頻峰會成果時表示：“此次會晤實際上是兩位領導人商討如何以負責任的態度管控美中競爭。”這是積極的信號。
如何儘快結束中美關係和國際體系的混沌階段，邁向清晰穩定、和平共處的新階段，是當前的重大課題。中美之間要增進彼此瞭解、適應，東西方世界之間也要增進彼此瞭解、適應，進而找到可長可久的和平共處之道、良性競爭架構。
首先要汲取歷史的教訓，把握人類文明進步的正確方向。人類社會幾千年，承平日少，戰爭與衝突日多。追溯歷史，戰爭與衝突根本上源於對資源與地位的爭奪，或者是與外部群體、部落、國家之間的資源與地位爭奪，或者是自身內部不同階級、階層、社會之間的資源與地位爭奪。解決這類問題，一靠發展生產力，豐富物質文明成果。二靠提供和平穩定環境，無論國家之間，還是國家內部，都講求公平正義，讓後來者有上升甚至超越的空間。中國主張人類命運與共、共享共贏，反對以遏制別人發展來維護自身利益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就是汲取歷史教訓、推動人類進步，建構可長可久、平等共處的新世界。“人類已經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每個國家都有發展權利，同時應該在更加廣闊的層面考慮自身利益，不能以損害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④美國和西方世界也應該認識到這一點，從思想根源上與近代以來支撑其一度勢如破竹、稱王稱霸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告別。同時重新審視自身“民主自由”價值觀念和政治主張，認識到其局限性，特別是以此為普世價值亦會起到激勵新興國家追求霸權和強權的作用，因為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恰恰就是生長在所謂“民主自由”之花上的醜惡之果。這一惡果曾使人類文明進入近代工業革命階段以後，不但獲得了空前生產力，也獲得了空前毀滅性物質武器和思想武器。全人類特別是西方世界，應該在智慧的歷史長河之畔低頭深思！
其次要加強文化的交流，從靈魂深處增進彼此瞭解。文化是對外政策的靈魂，每一個國家、民族的對外政策都投射出深深的文化烙印。在亞歷山大的遠征裡，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哲學導師亞里士多德；在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裡，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孔子、墨子。中美兩國不能僅局限於在“明確戰略意圖”、“加深透明化”“戰略穩定談判”等技術層面問題上徘徊糾纏，更要深入到文化傳統和思維習慣層面，深入增進彼此相互瞭解和認知，進而形成共識。可以建立中美兩國以及更廣泛的國際性和地區性文明高端對話機制，讓政治家參與；同時在經濟、科技、外交、社會甚至軍事安全等“形而下”層面建立相應文明對話機制，執行層參與，促成人類文明新一輪大交流、大融合。要像哲學家研究人“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那樣，研究人類社會“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問題，研究人類文明進步的標準是什麼、共同的追求是什麼、共同價值應該是什麼。起碼不應局限西方標準“民主自由”。“民主自由”這個名詞不是不好，但當“民主自由”成為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偽裝衣的時候，它就遠離了其初心。當看到自詡最“民主自由”的國家，恰恰是最會擧國強軍、最好肆意用兵、最為霸道好戰的時候，怎能不使人懷疑美西方“民主自由”旗幟的文化底色到底是什麼？總歸不能在需要標榜自己國民生活的時候，舉起“民主自由”的旗幟；當需要發動戰爭和戰略競爭的時候，舉得最高還是“民主自由”的旗幟。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文化的反思應該走在政策的反思前面。
第三要樹立國際的民主，使得世界各國都有“一國一票”的權利。國際關係民主化是新中國一貫倡導的主張。2021年10月25日，習近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紀念會議上指出，“不同社會制定、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習近平強調，“國際規則祇能由聯合國193個會員國共同決定，不能由個別國家和國家集團來決定。國際規則應該由聯合國193個會員國共同遵守，沒有也不應該有例外。”⑤
“民主、自由、人權”不應僅是一國之內公民權利的問題，也應是各個國家在國際上的權利問題，這種權利在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社會制度、對外政策、軍事安全等層面，都應該有“民主自由國權”的內涵。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一個和平穩定的世界，不應再是少數大國說了算的世界。無論二戰後、冷戰後，還是新世紀、新時代，恰恰是因為個別好戰、好鬥大國的權利的過度張揚，才使得世界變得如此不穩定，如此混沌莫測。應當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世界各國不分大小、制度差異，都應該在國際上享有平等的“民主自由”或“國權”。這將是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冷戰思維沉渣泛起，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反全球化逆流橫行現象的一種有力回應。祇有愛好和平發展的國家團結起來，才能推動世界由混沌階段向健康的再平衡階段順利演進。如果任逆流橫行，不但國際社會深受其害，那些逆潮流而動的國家最終也會深受其害。拜登在視頻峰會上表示，贊同中國領導人所講的“歷史是公正的”說法，中美關係祇能搞好，不能搞砸。但“歷史是公正的”不是一句空話，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支撑。美國的實用主義文化、翻臉不認人劣跡、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做派，使得中國人民、世界人民對拜登是否能做到言行一致，持高度審慎態度。
第四要停止經濟的“冷戰”，發揮經濟合作交流的定海神針作用。經濟固然是戰爭與衝突的動因，但經濟一體化亦可成為制約戰爭的動因，經濟合則國家和，經濟鬥則國家爭。美國執意推行經濟科技“脫鈎”、重構政策，在冷戰結束30餘年後重拾經濟冷戰思維，不但有礙人類經濟發展，也有礙人類文明進步，更不利世界和平穩定。
或許有人對經濟的戰爭衝突制約表示質疑，在關於中美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爭論中，悲觀派的一個重要觀點是經濟聯繫不能防止戰爭，因為一戰、二戰前歐洲各國經濟也是合作交流的。但是，經濟畢竟是人類一切活動的基礎。正是因為經濟合作未能阻止兩次世界大戰，人類現在更應該探討的是當時為什麼未能阻止，并從中接受教訓；正是因為兩次世界大戰都未能因為經濟合作而削減其動力，人類更應該深入探究經濟與和平關係機理。比如，一戰、二戰前，各國之間的經濟產業合作分工主要建立在可替代產品的基礎上，A國的產品好、價廉物美，B國就買你的，但B國或者B國的朋友圈不是不能生產。現在的全球經濟分工合作是產業鏈、金融鏈、科技鏈層次的分工合作，同一個產品需要各國分工完成，一國難以獨奏。所以，這種分工合作難以輕易替代，替代必須以經濟遲滯甚至一度程度崩潰為代價。美國推動對華經濟科技“脫鈎”困難重重，包括其國內的跨國公司也反對。更有馬斯克這樣的逆行者，在特朗普的“脫鈎”運動中到上海建立大型電動汽車工廠。新時代的國際經濟科技分工合作，有力制約著國際一體化的逆流。
最後，要把“負責任的大國”這個要求落到實處，做到言行一致。什麼樣的大國才符合“負責任的大國”的標準？應該做到：有遠見地站在地區和世界和平共處、和平發展的高度，思考處理自己的國家目標、政策和戰略；主動推動建立公平正義的國際環境，包括國際政治的環境、經濟的環境、科技的環境、外交的環境、安全的環境；徹底摒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思維，做國際關係民主化進程的促進者。
要打破一種固有認知，就是如果沒有大國霸權、沒有“警察國家”，這個世界就會生亂生戰。人類有霸權、有警察歷史已久，近代以來西方世界擁霸權、做警察數百年了，但還是未能解決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所以馬克思講人類社會“戰爭比和平發達的早”。豈不哀哉！隨著人類文明進步，國際體系的制約力量也在增強，真正“不文明國家”、“流氓國家”能够興風作浪的空間越來越有限。反倒是西方大國迄今的霸權和強盜行經，令其他國家深惡痛絕又無可奈何。中美都應該成為名副其實的負責任大國。兩國應該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借鑒、相互合作，這才是人類和平之福，才能走出混沌階段。尤其是美國，應拋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唯我獨尊、國際權力唯我獨享、世界警察唯我獨當、其他國家唯我是從等想法，站到人類文明的道義高地，成為和平發展的建設者。
在道義上，中國比美國站在更高的位置。美國戰略上的對華“三板斧”，是以維護美國的“獨”霸地位為出發點，比中國的和平共處位階底；美國聯合所謂相同價值觀的國家搞小圈子，在包容性上比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位階底；美國為維護自己、發展自己而壓迫別國，中國發展自己讓世界分享，戰略胸懷也非美國所能比肩。
註釋：
①習近平《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社通稿，2021年10月9日。
②《“對話聯合國”松浦晃一郎：中國自古以來崇尚的和平思想，在當代更值得弘揚》“國際在綫”網2021年11月11日。
③《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社通稿，2021年7月1日。
④習近平《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2020年12月第24期《求是》雜志。
⑤《習近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紀念會議上的講話》，新華社通稿。2021年10月25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1月號，總第28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