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美雙方正尋找彼此相處之道、博弈之道、競爭之道。 |
中評社╱題：中美戰略博弈的本質與國際關係體系的混沌階段 作者：鄭劍（北京），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常務理事
【摘要】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是新興力量與守成力量關係重整的時代，失衡是現在進行時，復歸平衡邏輯的必然，時間是變數。當前中美戰略博弈，亦可謂“和平再平衡”與“強權再平衡”之爭，兩種文化、兩種思維、兩種戰略、兩種道路在“再平衡”十字路口危險相遇。正因為中美雙方正尋找彼此相處之道、博弈之道、競爭之道，以此塑造亞太和全球戰略再平衡架構，在中美關係復歸平衡之前，其所牽動的地區和國際格局將處於一種混沌階段。一是大國關係基本架構不定，相關關係亦無法塵埃落定。二是舊有格局體系出現支離破碎傾向，各國亦左右為難。三是大國博弈方式方法不定，影響充滿變數。四是混沌持續時間不定，何時實現“再平衡”成為全球性戰略追問。混沌階段的中美關係有一定脆弱性。如何儘快結束中美關係和國際體系的混沌階段，邁向清晰穩定、和平共處的新階段，是當前重大課題。中美之間要增進彼此瞭解、適應，東西方世界之間也要增進彼此瞭解、適應，進而找到可長可久的和平共處之道、良性競爭架構。首先要汲取歷史的教訓，把握人類文明進步的正確方向。其次要加強文化的交流，從靈魂深處增進彼此瞭解。第三要樹立國際的民主，使得世界各國都有“一國一票”的權利。第四要停止經濟的“冷戰”，發揮經濟合作交流的定海神針作用。最後，要把“負責任的大國”這個要求落到實處，做到言行一致。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是新興力量與守成力量關係重整的時代，失衡是現在進行時，復歸平衡邏輯的必然，時間是變數。從整個人類歷史看，傳統或現代國家間這種由混沌復歸平衡的態勢轉化，往往是通過戰爭與衝突實現的，一個主導力量取代另一個主導力量稱王稱霸，或者維持一段“現狀”。換言之，人類在其文明進步的歷史上，尚未真正發現一條通過和平邏輯實現局面轉換的普世道路。
思想家走在了前面。衆所周知，自古以來中外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和平轉換思想，“和平主義”這個詞彙似乎也來自西方。但是，實踐落在了後面。處於“食物鏈頂端”的國家或政權罕有願意和平地放棄“唯我獨尊”的地位，必然利用一切手段守成。他們認為，後來者或競爭對手，會與他們一樣地去思想，一樣地不擇手段爭奪國際體系的主導權，歷史也會因之而一樣地重複輪迴。這也是迄今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主流思維邏輯。他們面對中國崛起所產生的惶恐心理，很大程度上是他們以其思維邏輯揣度中國人的結果。這就是當今世界因為美國發起對華戰略競爭而進入動蕩不定的混沌階段的思想根源。
一、中美不同思維主導下的大國博弈
當前的中美之博弈，是中國與美國、東方與西方的文化之博弈，表現為和平共處與霸權主義之爭、多極化與單極化之爭。
以和平的方式進取、以共贏的方式發展、以共享的方式定局，中國的思想家是先行者。2500年前的墨子就是一個典範，他提出“非攻”思想，指出，“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對照被美國攪亂的時下，可謂現實寫照。同時代的一部《孫子兵法》，表面是教人打仗，實質是教人和平。“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中國人民不僅希望自己發展得好，也希望各國人民都能擁有幸福安寧的生活。”①當代中國的多極化、和平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張，不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決定的，也是對積澱深厚的中華和平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多極化意味著相互制衡，不是少數國家說了算，少數國家說了算必然導致不平等，進而激發矛盾；和平發展意味著包容合作，不是不擇手段，不擇手段走到頭就是戰爭與衝突；人類命運共同體意味著共享共贏，不是一家“優先”，個別國家“優先”就容不得別國更快更好發展。概言之，中國希望推動的新世界，是各國的“共識決”，不是“少數決”。共識覆蓋面越大，便越符合和平的邏輯，越符合穩定的邏輯，越體現國際體系的公平、正義、民主、自由。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前總幹事、日本人松浦晃一郎曾講，中國自古以來崇尚的和平思想，在當代更值得弘揚與推廣。②
美國的期望是守成，以“山巔之國”之尊、“民主自由”之旗、“頭號強國”之力，號令天下、規矩天下、唯我獨尊。這是基於霸權主義的羅馬式和平。羅馬式和平必然激發羅馬式挑戰，“修昔底德陷阱”邏輯即如此。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是赤裸裸的霸權主義邏輯；拜登“以迂為直”的對華間接路綫競爭戰略，是穿上偽裝衣的霸權主義邏輯。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競爭的三板斧：價值觀聯盟，經濟、科技、軍事壓制以及有選擇的有限合作，是這種羅馬式邏輯的產物。價值觀聯盟是以美式“民主自由”為牽引、實力地位為後盾、軟硬實力相結合、冷戰經驗為底色的美國聯盟戰略傳統的戰略競爭時代版，核心是美國霸權主導。經濟、科技、軍事壓制是對蘇冷戰手段的再現，最大變數是其底綫何在。在經濟特別是科技領域，美國的“脫鈎”方向是定數，“脫鈎”程度是變數，核心是美國支配。在戰略力與經濟力、政策需求和經濟規律的交織作用下，美國的對華經濟、科技“脫鈎”戰略最終會走到何種程度，也是變數。在軍事領域，目前同樣難以清晰地判斷美國的底綫劃在哪裡。冷戰時期，美國甚至一度不惜以核大戰進行訛詐，包括對核戰爭一觸即發的古巴導彈危機處理。時下，拜登政府雖多次強調中美不衝突、不打仗，包括北京時間（下同）2021年11月16日中美首腦視頻峰會上，還重申這一立場。但是，假如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態勢發展到面臨其他手段失效的地步時，“不衝突”“不打仗”的所謂“底綫”不會突破？
拜登政府明確把中美關係劃分為“競爭、合作、對抗”三個領域，其中“對抗”的底綫在哪裡？這些都是疑問。實際上，美軍早在奧巴馬政府推進重返亞太戰略時，便開始針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大國高端戰爭”作準備。特朗普推出對華戰略競爭戰略後，這種準備加速推進。從業已披露的信息看，美國的“高端戰爭”概念是以大國攤牌式戰爭為基點的，涵蓋局部戰爭、全面戰爭、核戰爭等傳統領域以及網絡、電磁戰爭新興領域，幾乎覆蓋人類戰爭全頻譜。美國單方面劃定的有選擇的有限合作領域，居於從屬的次要地位，是非與中國合作別無他途的領域。例如氣候、防疫、部分國際熱點問題。此外，隨著美軍撤離阿富汗，反恐合作恐怕也是美國今後不能迴避的。
美國的“競爭、合作、對抗”三分法，把利己主義發揮到了極致。按照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換位思考的角度，單方面劃定合作領域、合作方式、合作程度、合作評估，骨子裡還是霸權、霸道。美國把可以合作的領域作為鞏固發展優勢的一種抓手，中國把可以“合作”的領域作為改善中美關係的切入點，兩種思維邏輯形成的合作必然難以行穩致遠。有著深厚集體主義、利他主義、天下觀念的國家和民族，能更深刻地體會這一點。
美國一些對華具體政策論述也經不起推敲、有自相矛盾之處。此次中美首腦視頻峰會前一周的當地時間2021年11月7日，美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接受CNN專訪表示，美國政府過去犯下了一個“錯誤”，認為能够通過美國的政策從根本上改變中國體制，“但這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標……拜登政府的目的在於，塑造一個更有利於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的利益和價值觀的國際環境”。11月17日，即峰會第二天，沙利文與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艾倫視頻對談中，重申了同樣觀點。深入分析沙利文這段話，不難看出其邏輯破綻。沙利文聲稱不改變中國的體制，卻宣示要塑造更有利於自己及其跟班的國際體系。這個說法一方面可以解釋為美國要畫地為牢，強行把世界一分為二，一個是占支配地位的美國世界，一個是非美國世界或中國世界。但問題是，假如美國不認為它的世界是占主導地位的話，它就建立不起這樣的世界；假如美國建立起了其占主導地位的世界的話，它必然認為重演了冷戰時期一個世界“擊垮”并“改變”另一個世界的歷史。說到底，還是想“改變中國”。另一方面，沙利文的這個說法也可解釋為美國要用“環境”的力量演變中國。中國若與美西緊密聯繫、實現一定“接軌”，必須“自覺地”按照美西方標準“改變”自己，使得自己更像美國，這不是“從根本上改變中國體制”又是什麼？
當年奧巴馬政府推出TPP時，其基本出發點是對付中國和俄羅斯。美國在TPP的進入門檻設置了諸如國企比例、經濟政治透明度等一系列條款，使得不“改變”的中國根本無法入內。拜登政府宣布不重返CPTPP，而是要在印太地區另起爐竈，商務部長雷蒙多11月17日宣布，美國可能將在2022年啓動新的“印太經濟框架”。我們可以想象，其所設置的進入門檻必然針對“拒絕改變”的中國以及俄羅斯等國，以復活奧巴馬政府以國際聯盟和環境的力量孤立、演變中國的戰略意圖。從這個意義說上，“印太經濟框架”本質上是原汁原味TPP的進化版。
還應看到，拜登政府另起爐竈“以新代舊”，而不是像他在競選時承諾的那樣重返，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主因是中國宣布願意加入CPTPP。因為一旦中國加入CPTPP，其龐大的經濟洞吸力將在一定程度淹沒美國的“改造力”。同時，CPTPP成員現狀與拜登政府的價值觀聯盟戰略并不合拍，脫離了其“價值觀一致”這一基本游戲規則。拜登政府的不得已而為之，也折射出中國政府提前布局、破局的高超鬥爭藝術和輻射列國、前景看好的強大綜合實力。適當的時機結合適當的表態，打破了美國的戰略算計，智慧與實力有機結合，威力無窮。
二、“再平衡”十字路口的危險相遇
當前的中美之博弈，是“和平再平衡”與“強權再平衡”之爭。
美國雖已棄用誕生於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再平衡戰略”這個術語，但“再平衡戰略”的精神內核猶在。更何況奧巴馬政府時期該戰略總設計師庫爾特·坎貝爾，搖身一變成了拜登政府首席印太事務協調官、“亞洲政策沙皇”。美國向中國發難，是因為感到其所主導的世界格局因中國的一步步崛起以及其他新興國家的發展趨向，導致美國“獨尊”地位喪失的戰略“失衡”，所以美國要進行“歸正”，實現“再平衡”。美國早期認為這種“失衡”的影響主要限於亞太，後來發現這種“失衡”將是全球性的，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故美國站在全球戰略的高度，重新審視“再平衡”問題。
新興國家獲取自身應有的國際地位，本是天經地義的社會規律。人類社會、各個國家應當順應這個規律，以和平的手段實現世界格局的調整轉化，推動單極世界向多極世界和平過渡，從而實現自然“再平衡”。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文明世界應當“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堅持合作、不搞對抗，堅持開放、不搞封閉，堅持互利共贏、不搞零和博弈，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推動歷史車輪向著光明的目標前進”。③但是，美國相當一部分勢力聽不進去。他們竭力推動維持美國“一超獨尊”地位的“再平衡”，柔性消納新興國家崛起造成的“失衡”，同時還想避免因不可控的戰爭或衝突造成的悲劇性“失衡”。但他們想到的辦法還是老套路：遏制戰略、聯盟戰略、冷戰、政治戰……對華祭出的戰略競爭戰略，是穿“新鞋”走“老路”。如此一來，兩種文化、兩種思維、兩種戰略、兩種道路，在“再平衡”的十字路口危險地相遇了！
應當認識到，中美及俄羅斯等國，擁有人類有史以來最少數國家所能擁有的最強大物質能量。特別是美國，核武器庫現役和儲備核彈頭數量超過5000枚，足以毀滅地球數十次。一旦相互矛盾發展到戰爭衝突層面，其戰略對決的破壞力將是空前的，會造成無法挽回的“失衡”，不但對當事國是災難，也是全人類的災難，其中不會有勝利者。所以，以負責任的態度處理彼此關係，也是一種世界性的責任。中美關係一舉一動，不但兩國人民關心，國際社會也不能不關心，一方面出於解決“如何適從”的問題，另一方面更出於對戰爭衝突風險的擔心。近年來，美國政客、智庫、意見領袖鼓吹對華備戰打仗，使用一切手段把中國的崛起勢頭壓下去。典型如班農、博爾頓、蓬佩奧之流，其相關極端和不負責任言論在美國國內、國際社會產生很大影響，不能不令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擔心。
好在美國內部有理性的勢力存在，還在發揮著作用。這也是這次中美首腦視頻峰會中美國突出強調管控衝突的重要原因所在。如果對華戰爭是可行的選擇的話，對於美國這個僅有245年歷史、45位總統，其間祇有3任總統、16年沒有打過仗的國家來說，它會毫不猶豫地發動戰爭，至少是代理人戰爭。在特朗普時期，美國集中“全政府”力量發動對華戰略競爭，大玩其火，竭力策動台灣、南海、釣魚島、中印邊界以及新疆、西藏等一系列敏感熱點問題復燃，刺激有關國家和地區或中國內部少數勢力，向中國和中央政府發難，藉機“登高一呼”，組織壯大遏華聯盟夥伴、“裡應外合”不斷製造麻煩。這與中國和世界多數國家希望熱點不熱、敏點脫敏、和平解決的方式方法迎頭相撞。實力決定架構，方法影響態勢，熱點敏感問題，可能成為美中關係的重要爆點。國際社會普遍嗅到了戰爭衝突的氣息，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把台灣看做“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引起普遍共鳴。至此，察覺到大國戰爭衝突風險的部分美國人才終於知所進退，包括美國在最近這次中美首腦視頻峰會上，專門重申不支持台獨，暫時給自己策動利用台灣問題劃下止步的界限、給台灣民進黨蔡英文總統當局潑下一點冷水。
但是，美國的這點反思遠遠不够，包括對台灣問題的策動利用也一刻沒有停止。整體而言，在人類文明進入信息智能層次、國家間利益交融剪不斷理還亂、核戰爭及破壞力已不亞於核武器的網絡空間戰爭的破壞力已經使得大國都難以承受的新時代，大國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美國如何開展對華戰略競爭、中國如何應對美國的新型挑戰……這一切還都是未知數或者變數。其他多數國家或多邊組織，或者左右為難，或者作壁上觀，或者兩面下注。祇有澳大利亞、台灣民進黨當局這樣缺乏戰略遠見的急功近利角色，才積極主動“選邊站”，但左右不了國際關係的基本框架。換言之，兩種文化、兩種思維、兩種戰略、兩種道路在“再平衡”十字路口的危險相遇最終會造就什麼樣的局面，目前依然是變數。
三、混沌階段的“國際關係迷霧”與中美戰略架構
混沌系統是指在一個系統中存在著貌似隨機的不規則運動，其行為表現為不確定性、不可重複、不可預測。混沌理論認為，“一切事物的原始狀態，都是一堆看似毫不關聯的碎片，但這種混沌狀態結束後，這些無機的碎片會有機地匯集成一個整體。”正因為中美雙方正尋找彼此相處之道、博弈之道、競爭之道，以此塑造亞太和全球戰略再平衡架構，包括相關的政治、經濟、科技、社會、外交、戰略、軍事安全關係架構，所以，在中美關係復歸平衡之前，其所牽動的地區和國際格局將處於一種混沌階段。混沌的最基本特徵是不確定性，借用德國軍事理論家克勞賽維茨的“戰爭的迷霧”的概念，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地區和國際格局這種階段性的不確定性，亦可稱之為“國際關係的迷霧”。
一是大國關係基本架構不定，相關關係亦無法塵埃落定。其中主要是中美關係。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基本結構將在很大程度決定未來國際格局體系基本架構，是國際格局的主結構梁。當前，中美雙方的戰略思考基本不在同一頻道上。中國在推進民族復興的框架下思考處理國際問題和中美關係問題，希望和平發展、和平再平衡；美國是在維持自身固有的“獨尊”地位的框架下思考處理國際問題和美中關係問題，希望戰略競爭、無條件“再平衡”。換言之，美國要維持“獨尊”地位，中國希望建立多極化世界；美國要中國永遠做美國的“大跟班”，中國希望中美平等相處；美國要一根主梁支撑世界，中國希望多國多梁結構合作支撑世界；美國對華戰略競爭面臨目標與能力之間的矛盾，其終極目標可能被迫調整，中國的終極目標一貫是明確的，即建立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的多極化的世界，建構起名副其實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體系。2021年7月1日，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講話中再次重申，必須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11月18日，中國推出的首部《國家安全戰略（2021-2025）》明確“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全球安全觀，加強安全領域合作，維護全球戰略穩定，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美兩種不同的戰略思維，使得兩國戰略博弈的領域和邊界以及矛盾衝突的領域和邊界、接觸交流的領域和邊界、合作共贏的領域和邊界，一時成為變數或模糊地帶。其他國家一時無所適從，相關地區關係牽連隨動，國際政治、經濟、科技、外交、安全、社會等領域層面不同程度出現動蕩、不確定性，國際關係體系難以找到穩定的調整方向。即便在空前嚴峻新冠肺炎疫情認知和防治上，各國也不能不受到大國博弈、國際體系動蕩的反常影響，科學問題受到政治干擾，一些國家和地區、群體誤入歧途，全球抗疫爭議不斷、漏洞百出。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文明的一種退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