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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香港等地區繁榮與穩定是習近平總書記倡導“國家總體安全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
中評社╱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反“港獨”重要論述解讀 作者：彭韜（武漢），博士、華中師範大學台港澳與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副主任
【摘要】維護香港等地區繁榮與穩定是習近平總書記倡導 “國家總體安全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戰略支撑。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對“港獨思潮”沉渣泛起下的香港“非穩定”社會現象提出嚴厲批評，譴責“港獨”分子肆意挑戰國家主權與穩定的非法行徑，并就香港“維穩定”、“促發展”、“暖民心”等多個方面提出重要指示，其反“港獨”論述在實踐探索中逐步成型、豐富與深化發展。本文主要闡述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反“港獨”論述產生的時代背景與歷史緣由，重點對習近平反“港獨”重要講話內容進行文本分析與話語解讀，把握習近平反“港獨”論述的精神特質，厘清其內涵與外延，為構建新時代香港穩定與發展一體化體系找準前進方向，對經歷過“反修例”風波的香港實現行穩致遠、由治及興具有重大理論指導意義。
一、習近平反“港獨”論述形成的時代背景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國家安全作為工作的頭等大事，著眼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國家安全做出科學謀劃、統籌部署。十年來，國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強，特別是2012年以來，香港經受住了來自本土“港獨”勢力和外來敵對分子政治、經濟、意識形態風險挑戰考驗，為其實現“由亂到治，由治而興”提供了強有力保證。習近平反“港獨”論述是新時代推動香港繁榮發展、維護香港和平穩定的智慧結晶，它包含這一時代賦予反“港獨”論述的核心內涵與應有之義。習近平反“港獨”論述是在總結歸納香港回歸以來中央對港工作實踐的基礎之上，對其發展規律、歷史條件、主體力量、發展趨勢等方面的重要凝練與概括，理解習近平反“港獨”論述，需從時代背景出發，找尋其產生的歷史緣由。
（一）“港獨”思潮的萌生與漸變
在衆多關於“港獨”的概念中，本土意識無疑居於主導地位，“港獨”運動是隨著本土意識不斷強化而出現的一種本土運動。早期的香港本土意識，是香港居民建立身份主體性的一種嘗試，其中摻雜著對祖國的向往和對殖民統治的反抗。〔1〕關於香港本土意識，存在兩種叙述方式：一種視殖民政府為“他者”，另一種視中國內地為“他者”。由於歷史形勢的變化，前者逐漸為後者所掩蓋和遮蔽，淪為“分離主義者”謀求“港獨”的口號。英國人占據香港後，意識到中國廣闊的地緣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無法對其進行殖民統治，衹能進行商業貿易。正因如此，在漫長的殖民時期，香港人從來沒有意識到他們與內地居民的區別。然而，這一切由於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便發生了某種轉變，因為新中國的文化認同的基礎不是傳統的儒家文化，而是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如此一來，“中國人”這個具有永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概念，在1949年發生了斷裂性的變化：其一是認同中國歷史文化中儒家正統思想的“傳統中國人”;其二是信奉馬克思主義并繼承中國歷史中革命傳統的“新中國人”。〔2〕1949年後，由於邊界隔絕以及港英當局刻意的文化分離、教育馴服和政治籠絡，港人在情感上與祖國日漸疏離。但是種種主觀及客觀因素，雖然疏離了港人與祖國，卻未能使香港人對殖民統治產生認同。因此，在香港與中國水陸隔離、制度分異、情感疏離的背景下，“港獨”思潮逐步萌生，但這一階段的“港獨”意識還處於朦朧狀態，并未形成體系思想。
讓“港獨”成為引人注目之理論體系的，是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和香港大學學生會主辦的《學苑》雜志。2012年，《香港城邦論》行銷香港，它的主要觀點是：香港既非國家，也非城市，而是城邦；面對日漸崛起的內地，香港要保持適當的距離并強化自身特質，保持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獨特和純正。以“城邦論”為代表的、過激的“香港自治”距離“港獨”衹有一步之遙，因為除了沒有明確提出“獨立”的字眼，其已經包含了“港獨”的大部分要素。〔3〕2014年，香港大學學生會主辦的《學苑》雜志，於2014年2月號和9月號分別以“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和“香港民主獨立”為封面標題，專題討論香港“民主獨立”的若干問題，其認為：“所謂本土精神，不論形式是香港獨立、城邦自治，抑或是退一步的純粹奪回單程證審批權，要旨就是港中區隔。”〔4〕，這標志著“港獨”理論體系的形成。“港獨”論者將香港社會中出現的問題歸咎於特區政府、中央政府、新移民、香港左派和泛民派，於是在香港媒體的肆意宣傳與惡意引導之下，“港獨”思潮由萌生狀態逐步漸變、演化成在港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輿論思想”。
（二）“港獨”事件的失序與蔓延
失序是指事物內部構成的順序紊亂、整體與部分的失衡、整體與整體的對抗。自2010年以來，由“港獨”輿論與思潮催生下的“港獨”事件日益朝向失序狀態傾斜，以往的輿論引導似乎已經無法滿足“港獨”分子的情感宣洩。於是，他們率先打破與政府的平和局面，企圖通過社會破壞等極端行為來引導香港民衆，進而以群體性力量給香港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施壓，迫使政府方面滿足他們的自身需要與政治需求。“港獨”事件的失序主要體現在有序的對話機制以及溝通狀態逐步被“港獨”分子所打破，原有的“政治默契”、“政治對話”逐步被“政治對抗”、“權威挑戰”所取代，政治秩序逐漸由“平和”步入“混亂”、“失序”。2011年香港“七一游行”出現的港英“龍獅旗”，表明“戀殖情結”在香港青年一代的蔓延，同時也暗示“香港是一個沒有通過解放殖民運動而完結它的英國殖民統治狀態的社會”。〔5〕2012年“反國民教育”事件反映部分香港市民國家認同意識薄弱，以及由此產生對於中央政府與國民身份的拒斥。2013年香港激進反對派成員衝擊駐港部隊總部軍營事件，代表香港極端勢力試圖直接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2014年的非法“占中”演變成為“港版顔色革命”，導致香港政制改革受挫。“雖然從表面上占領中環運動是追求民主的抗議活動，但是也不可忽視這場運動背後的自決(self-determination)動機”〔6〕。2015年之後“香港獨立黨”“香港民族黨”等一系列直接標榜“港獨”的政團陸續宣告成立，乃至其後在香港立法會議員宣誓過程中“港獨”和“辱華”言論引發的政治風波和法律事件，均意味著“港獨”不再僅是活躍於香港青年和反對派中間的極端思潮，而逐漸成為現實衝擊“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政治勢力和分裂活動。
“港獨”事件蔓延則代表著個體衝破整體、由亂序轉向爆發、從內部映射四周并產生強大破壞力的狀態與現象。“港獨”事件由失序走向蔓延，標志性事件為2014年的非法“占中”事件，這是分離主義思潮從幕後走向台前、公然叫囂“香港獨立”訴求最為顯現的一次行為。“占中”事件以學生“罷課運動”為序幕，以青春熱血的在校大學生為主要活動人員。據統計，參與占中事件的13萬人中近10萬都是青年。在歷次“港獨”事件的參與主體大多是香港青年，以青年學生為主力軍的激進分離勢力極度活躍。據香港媒體報道，在“反高鐵”及“反國教”事件參加人數中，青年學生已是過半。2017年9月5日，內地女生撕下香港中文大學“民主墻”上的“港獨”海報事件，9月13日，香港理工大學持續清除“港獨”標語，遭到部分香港學生抗議事件，充分說明香港高校校園已經成為“港獨思潮”發生與培育的重點場所。2019年6月以來，香港爆發的“反修例”事件，引發了大規模游行，由於失序，演變成暴力事件。6月9日，港媒報道反對派組織“香港民間人權陣綫”（簡稱“民陣”）以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為由，組織103萬人上街游行示威。〔7〕10日淩晨激進分子意圖衝擊特區立法會，并堵塞周邊道路，襲擊警察，失序狀態進一步擴大化。2019年7月1日，失序蔓延狀態達到頂峰。“七一”香港回歸日發生暴亂，“港獨”分子衝擊并“占領”立法會，對立法會議事廳內設施進行大肆破壞，甚至攻擊警察和損毀特區區旗和區徽。7月21日，“民陣”第六次號召游行，但部分“港獨”激進示威者偏離游行路綫，衝擊位於西營盤的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大樓，并塗污國徽。8月3日示威者在旺角游行，但游行再次演變為暴力衝擊。期間，有數名蒙面黑衣極端激進分子在尖沙咀天星碼頭扯下某建築物前懸掛的國旗，扔入海中，并升起印有“港獨”標語的旗幟。這是公然挑戰國家主權的行為，創下了近年來的惡行之最。并且反修例風波導致社會政治氣氛高漲，在11月24日，反對派在第六屆區議會選舉中取得“完全勝利”，“港獨”分子囂張氣焰幾乎達到了高潮。
（三）“港獨”性質的升級與突變
現階段的“港獨”思潮抬頭也緣由於少數香港民衆對內地經濟政策、內地民衆行為的不滿。例如，內地投資者對香港房地產業等領域的擴張、一些內地民衆對島內教育、醫療衛生等資源的侵占等等。因此，其主張多為實現“經濟獨立”、擺脫“經濟束縛”、推動香港“經濟繁榮”、緩解個體“經濟壓力”為主，其利益訴求主要停留在經濟層面。
隨著事態蔓延，“港獨”訴求逐步由經濟層面轉向政治層面，其危害性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方面，導致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一再拖延，對《基本法》構成公然挑戰。早在2002年下半年，香港反對派、美英反華勢力以及台獨勢力等發起了一股高度泛政治化的“去中國化”和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浪潮。在2014年長達79日的“占中”期間，“命運自主”口號凸顯了“港獨”分子妄圖排除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本質。在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中，“港獨”分子更是明目張膽勾結境外勢力肆意破壞香港秩序，嚴重挑戰中央權威。中央政府為維持香港持續繁榮和穩定，在2020年6月30日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另一方面，港深創新及技術園、新界東北發展規劃等許多利港利民的經濟民生措施，都因反對派用政治化的方式阻遏而延誤。這些對於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對解決香港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都形成了嚴重的束縛和阻礙，威脅著香港特區的繁榮和穩定。
（四）“港獨”勢力的競合與勾結
“港獨”的早期推崇者當屬英國政府，在獲取香港領土主權無望的情況之下，衹能退而求其次，推動香港政權“獨立”，以保全自身在香港的特權與地位。於是，在英國統治香港期間，港英政府對香港居民大力推行殖民教育。殖民地的本質注定其政權的終極關懷并非被統治者的福祉，而是殖民地政權本身的統治地位和利益。〔8〕英國向香港“橫向移植”英國教育制度和教育內容，在公立學校使用英語教學，課程和教材深受英國的影響，極力強化英語和西方文化知識的教學，大力排斥有關中國歷史、地理的教學，抹殺歪曲英國侵占香港的歷史，淡化港人的祖國觀念和民族意識。社會科學學科則采取西方中心的視角，殖民者的生活形態和對世界的認知方式為標準，視殖民者的文化優於被統治者的文化，并且將這種觀念，潛移默化地注人新一代的心靈。〔9〕其後果是造成香港年輕一代對中國感到疏離、對於現代的中國缺乏強烈的認同感。
在長期潛伏的香港分離主義思潮影響之下，“港獨”勢力逐步萌生、壯大，并在“尋求獨立”的道路上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互勾結。在許多西方發達國家，大學都被視作“左”的陣地，一些前沿、激進的思想如民主思潮、民粹主義、絕對自由論等最初都萌芽於大學校園。在香港，三觀尚未健全、政治歸屬感薄弱的學生群體充當起“港獨”的主體。作為“港獨”運動的主要參與者，青年學生個體、青年學生團體或者學生組織之間也存在競合關係。2019年8月6日，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政治部主管Julie Eadeh秘密會見“港獨”分子黃之鋒、羅冠聰等人被媒體曝光，引起輿論嘩然。隨後，1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學發生暴力事件，11月17日晚間香港理工大學成為暴力示威者抗拒香港警察清場的“新戰場”。昔日香港平靜安寧的校園，已經難放下一張安穩的書桌。“港獨”勢力在高校得以肆虐猖狂，離不開境外勢力的煽風點火。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港獨”戰綫上，“港獨”分子并不是將“獨立”作為首要目標，其個體、團體、組織自身利益的實現與滿足才是主要考量，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從其幕後金主美國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縮寫為NED，簡稱民主基金會）等機構攫取個人利益，如“港獨”分子羅冠聰就被NED推薦錄取到耶魯大學。他們對西方反華勢力的依賴性也僅存於自身利益滿足的程度大小，如果利益鏈一旦切斷，“港獨統一戰綫”也就土崩瓦解。因此，“港獨”勢力既存在合作關係，又潛伏諸多競爭因素，既與西方反華勢力相勾結，又牽制於人的關係，關係複雜多變。
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反“港獨”論述及其特徵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突出“國家總體安全觀”，直面“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實踐中的發展演變形勢以及艱巨繁重的“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任務，進一步加強和推進香港特區全面準確地理解認識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鞏固和深化祖國內地和香港特區經濟領域全面交流與合作等方面，務實進取，奮發有為，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意義的“依法治港”和“愛國者治港”的“頂層設計”、“底綫思維”和重大戰略舉措，取得了在香港特區全面準確地理解認識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重大成果、重大突破，體現了深厚博大的歷史思維、總攬全局的戰略思維和與時俱進的創新思維。
（一）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反“港獨”論述的核心論述
在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方略之中，港澳台地區穩定與發展一直是其重點關切的工作內容，他曾在多個場合、多次談話中重點強調，港澳台地區的和平穩定發展事關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順利完成，決定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是實現中國夢的先決基礎與基本條件、實現“兩個一百年”宏偉目標的有力保證。〔10〕
可以說香港分離主義思潮的湧動流變，逐步影響了香港地區的經濟繁榮發展、地區和諧穩定。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發表重要講話、演講、論述，譴責“港獨”分裂勢力不顧民族大義，貪圖一己私利，否定歷史、否定現實，破壞國家和平統一進程，重點強調香港治理必須嚴格依照基本法，嚴厲打擊與遏制破壞香港和平穩定的分裂分子與勢力。與此同時，習近平對香港的持續穩定繁榮發展提出殷切期盼，希望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與“一帶一路”倡議之發展機遇，注重民生改革、經濟發展、環境保護，持續塑造繁榮鼎盛的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港口、國際型大都市。通過對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有關反“港獨”、繫穩定、促發展等重要講話內容的梳理歸納，其核心論述及重要觀點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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