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因素可以遏制和避免戰爭這一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和傳播。用經濟史學家熊彼特的話來說,如果近代以來民族主義是戰爭的根源,可以預期,民族主義只是人類遠古野蠻獸性的一種遺留物,終究會消失。經驗地看,這主要是出於兩個原因。
第一是人們看到戰爭的殘忍性和經濟上的毫無理性。戰爭沒有贏家,人人都是輸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給歐洲各國的經濟帶來了毀滅性的影響。第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的經濟整合。經濟整合從歐洲“共同市場”概念開始,擴展到其他各個地區。西方各國市場的整合及其西方市場向其他非西方國家市場的延伸,有效地把有關國家連接在一起,促成了經濟的發展。
尤其重要的是,20世紀80年代由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新自由主義革命所引發的新一波全球化,更是在很短時間裡把一個廣袤的世界演變成為一個“全球村”。國家間經濟上的高度互相依賴所能產生的正面效應,反映在了國際關係領域的“互相依存理論”上。
“互相依存理論”加上源自近代德國哲學家康德的“民主國家之間無戰爭”理論,成為近年來西方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主流。人們深信,國家間經濟上的高度依賴,加上政治上的民主化,戰爭就可以遠離人類,實現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狀態。
這種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也基本上決定了美國處理和其他國家關係的態度和方法。那就是,美國必須通過經濟方法(開放、市場准入、整合等),促成那些和美國具有經濟關係的國家的政治體制的民主化。也就是說,對非西方國家來說,和美國(西方)國家發展經濟關係是有政治前提的。也很顯然,這個政治前提充分反映在美國(西方)國家的貿易、投資、國際援助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