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問題
第三是“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問題”。用國家和社會關係的角度來分析國家治理，往往會得出一種答案：中國的社會太弱、國家太強。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對。首先，任何一種轉型都需要過程，不能一步到位，條件還沒達到的情況下，就是一種揠苗助長。其次，在危機管理時期，國家強有國家強的優勢。例如，本次疫情防控過程中，很少有國家可以做到中國這樣嚴格有力，甚至不惜以經濟停擺、封閉城市的方式來阻斷疫情。以至於不少國人以“抄作業”是否合格來衡量他國的疫情防控。
實際上，大可不必。各國有各國的實情和傳統，國家和社會關係的基礎不一樣。我們的居民能夠接受國家提出的隔離要求，一些西方人連政府發出的“戴口罩”倡議都要反對，認為侵犯了他們自由的權利。更何況是要隔離，隔離等於要了他們的命，他們寧肯不要命，也要自由，因為他們背後站著的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傳統。他們對國家的干涉十分警惕，在危機時刻也幾乎如此。舉一個例子，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和經濟蕭條期間，服務於特殊時期發起了幾次社區社會組織運動，戰爭一結束，人們思考的是“如何將愛國精神轉化為社區自助意識”，大家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是我們，可能更多想象的是如何謳歌偉大時代、如何保持愛國主義，他們不是，他們甚至把國家對社區的幫助稱為“殖民主義”。反觀我們，在先秦時期就確立了“井鄰制度”、“什伍編組”，時至今日，這套“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編組體制，已經滲透到人們的生活場域，在危急時刻還發揮了獨特的優勢。這一點，西方國家說什麼也很難做到。
當然，我們也有我們的問題。例如，我們往往是以下戰時命令的方式要求基層成為戰鬥堡壘，這是一個上級指揮下級、上級要求下級的過程。命令、任務一股腦傳輸下來，基層的幹部有時“跑斷了腿、累折了腰也做不到”。舉個例子，社區防控被納入“屬地責任”範疇，本身是將社區當成了下級，社區幹部在防控中除了量體溫、排查、消毒、出入管理以外，還要提供生活服務，甚至還要聯繫醫院收治，做一些力所不逮的工作。而且，在大多居民看來，這是社區該幹的、政府該幹的。實際上，現有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都是既有治理結構的缺陷，而非新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