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與國家治理之間存在極大的張力，我們必須思考，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人性的起點是什麼，在哪些方面有一些基本一致的價值判斷？是否經歷了現代化啟蒙，還是固留了一些負面的因素？是否設置了人性的目標預期，是否有意無意的實施“劇場化”規訓？制定和執行政策的人是否服務於人性，緊急時刻的“拖、等、靠”等等是否存在與人性相違的地方？因此，較為根本的任務是，將國家治理置於人性的尺度，將人性的因素納入國家治理政策體系，還原人性、匹配人性、引導人性、制約人性，使國家治理體系更具針對性、精准性，而非同質化、理想化。
央地關係的問題
第二是“央地關係的問題”。我們傳統的提法是“央地關係”，實際上，在五級行政體系成型之後，不單單只有“央地關係”（當然“央地關係”還是最重要的內容），還有嵌套於其中的各類上下級關係，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縱向府際關係”。新冠疫情發生後，有的地方在應急管理過程中畏手畏腳、不能迅速打開局面，不想也不敢擔責，處處等待上級指示，有的則上手很快、主動擔當，有先招、有預案、有自選動作。比如廣東、浙江、湖南、天津等省市率先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I級響應，天津市最早提出以“戰時狀態”打贏防控仗；銀川、太原、貴陽、哈爾濱、杭州、南京、鄭州等地較早地開展“社區封閉管理”；再如，在各地觀望等待之時，浙江、廣東率先而動復工復產，甚至政府包車、補貼用工單位接回員工。為什麼同樣是在中央領導下，有的地方的積極性要高一些？有的則處處被動等待？
有人用“委托－代理”來形容“縱向府際關係”，上級是委托方、下級是代理方，按照這個邏輯，下級處處受制於上級、上級對下級問責。如此，下級一定會選擇對自身最有利的行為，以規避上級問責。實際情況是，在公共衛生突發事件處置過程中，權力“向上收得很緊、向下放的有限”，疫情信息發布權、重大傳染病預防控制對策的提議權、應急指揮權基本上被收至省級以及國務院層面，換言之，沒有更高層級的統一指揮、授權，下級的信息發布、決策就算違法。這種上下級的責任劃分，帶有“層級越高權威越高”的想象。問題是，這麼長的信息反應鏈條，如何能保證“信息反映要真、要快，決策回應要快、要准”？出了問題，到底要打誰的板子，打板子的依據何在？打了板子後，央地權威如何消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