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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一家親，同過中國年。 |
中評社╱題：“台灣前途與祖國統一：可能的模式與路徑” 作者：王海良（上海），上海東亞研究所副所長、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作者指出，解決台灣問題可能有若干模式可供選擇，不會只有一種模式。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到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無疑是最理想的模式。但兩岸關係已發生重大轉折，如果兩岸雙方從“冷對抗”變成“熱對抗”，也可能形成另一種模式。上述二者之間也還存在若干其他模式或混合模式。
一、前言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核心內容之一，是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三大歷史任務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上所作的報告，不僅為推進祖國統一進程指明了方向，還通過提出“堅持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基本方略，明確了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戰略方針和基本路徑，意義重大而深遠。解決台灣問題可能有若干模式可供選擇，不會只有一種模式。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到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無疑是最理想的模式。但兩岸關係已發生重大轉折，如果兩岸雙方從“冷對抗”變成“熱對抗”，也可能形成另一種模式。上述二者之間也還存在若干其他模式或混合模式。2016年初以來，國內一直有人大講特講所謂2020年“武統台灣”，其中還提到所謂“北京模式”。筆者認為，這是缺乏戰略定力和深入思考的表現，也不乏利用某種時間節點上的標誌性意涵，來引導或催促中央儘快下決心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動機。也有著名台灣問題研究專家公開討論所謂“對台時間表”。美我方面也有相關鼓噪，如台國防部於2017年8月底送交立法院的《中共軍力報告書》和《國軍五年兵力整建與施政計畫報告》等提出所謂“整體評估共軍犯台可能時機”；一些美國智庫也緊鑼密鼓地討論中國大陸“對台武統”的可能性。還有外國專家認為，中共十九大以後，大陸對台政策將從“反獨”轉向“促統”。這多少反映了各方面對台海危局的思考，有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因素。
然而，事實上，解決台灣問題的模式客觀上可能有多樣性，最終會採取哪種模式，要看島內外格局的發展趨勢。從島內政治格局看，2020年有一次至關重要的選舉，是國民黨以及泛藍陣營重掌政權的機會，否則便只能等到2024年才會再有機會。不過，對解決台灣問題而言，島內政局的變化已不是決定因素，關鍵還要看大陸的發展和戰略。從大陸方面看，中共十九大後，從2018年算起，到第二個“百年”即2049年，充其量也只有30年光景了。對中國共產黨而言，第一個“百年”即2021年是一個里程碑、一個歷史性的節點，不可能不在解決台灣問題、推進祖國統一進程方面取得重要成果、顯著進展，或為完成這一歷史任務打下堅實基礎。人們很自然地認為，在這個里程碑式的一年，應該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讓我們黨功德圓滿。人們還會自然地認為，2022年召開中國共產黨二十大，也應在祖國統一大業上有所建樹。筆者認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不是一個時間問題，而是一個整體戰略問題；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時間應該由內外各方面因素和條件決定，而不是由人們的主觀意願決定。不過深入探討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可能模式和路徑，還是很有意義的，筆者願不揣冒昧，抛磚引玉，促進各方思考和探索。
二、從“古巴化”看“古巴模式”
近年來，有一些台灣智庫談論所謂“古巴化”，意思大體上是說，如果台灣拒絕統一，與大陸對抗，靠美國的保護和支持，也能長期堅持下去。這種把台灣當成古巴，把中國大陸當成美國，把美國當成蘇聯的比照方程式，不能說沒有一定的道理。但卻忘記了最根本的一點，即美國和古巴的關係是緊鄰的兩個主權國家間的關係，而中國大陸與台灣的關係是一個國家的兩個地區或兩個實體的關係——美國可以用各種手段對付古巴的政權，但永遠不能用武力“抹掉”這個小小的島國，而中國大陸可以採用包括武力在內的一切手段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在本文的框架下討論“古巴模式”，就要看台灣與古巴在處境和前景上的異同。
眾所周知，古巴問題是冷戰的產物，古美關係完全是政治影響經濟和政治決定外交，一方面古巴革命決定了古巴的命運，另一方面古巴因充當蘇聯冷戰戰略的抗美橋頭堡而承擔了長期犧牲和高昂代價。從這裡反觀台灣，可以有內外兩個觀察視域：第一，從中國內部關係視域看，我們可以說，台灣選擇民主化是決定命運的抉擇，大陸容許台灣做這樣的選擇，但與民主化相伴隨的本土化培植出台獨思潮和分離主義路線，並逐步走向各種形式的台獨，是大陸絕不會允許的，台灣將因此走進歷史的死胡同；而古巴沒走死胡同，走的是窄胡同。半個多世紀以來，古巴堅持了自己的制度，保持了政權連續性，社會沒有認同問題，更沒有內訌與分裂，一言以蔽之，內部不存在政治斷裂與社會動盪，但深受美國強加的經濟封鎖之害、物質匱乏之苦，人民為之付出了沉重代價，國家長期處於短缺經濟陰影之下。菲德爾·卡斯特羅曾告訴美國總統卡特的密使說，美國的封鎖令他深受其害，他願意與美國改善關係，但不能丟棄堅定支持過他革命的蘇聯人①。可見不高明的政治經濟學把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幸福引入了停滯境地。當下和未來的台灣是否願意在經歷過20多年的經濟停滯後，再過半個世紀的“悶”生活？從對外經濟關係來看，台灣當局的所謂“新南向戰略”讓人想起當年古巴捨近求遠加入蘇聯東歐組成的經互會，很不合理，缺乏智慧；而古巴以農業為主導的經濟體系除了蔗糖和雪茄，幾乎乏善可陳。蔡英文總統當局宣佈撤銷“新南向辦公室”之舉，已初步證明我方對外經濟戰略選擇的不智。
第二，古巴一成不變的古板外交對其損害不輕，當年古巴導彈危機後，古巴本應調整對外政策，緩和與美國的關係，藉以改善自己的處境。但它沒有這樣做，仍然緊跟蘇聯，甚至參與對非洲的軍事干涉，一度疏遠中國。古巴的做法一直是遠交近攻，而近攻的對象竟然是世界霸主，其領導人卻不懂遠水救不了近火的道理。如此看來，如果說1995-96年台海危機有一點古巴導彈危機的影子的話，台灣地區領導人是不是應該接受古巴的教訓？關於這一點，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公開警告說，古巴就是錯誤地處理了與美國的關係，完全押寶在當時的蘇聯身上，以保障自身安全。當蘇聯利益發生變化時，古巴就被“吊在半空了”。他強調，如果台灣依賴美國，就喪失了主導自己前途的機會，把命運交給了美國。他進一步表示：“美國有關於台灣的利益，也有關於中國大陸的利益。那不會是台灣願意冒險去賭一把的一個平衡關係②。”這番話的意思很明顯，即：如若台海有事，美國會不會選擇站在台灣一邊，還是個問題。筆者認為，這是對台灣社會和台灣當局最好的忠告。
台灣學者考慮“古巴化”的思路是，兩岸長期維持所謂“不統、不獨、不武”現狀，即使經濟不振也過得下去，頗有點放大版“小確幸”的意思。筆者認為，就台灣的發展趨勢來說，如果出現“古巴化”的情況，也不會重複古巴的先例，以至拖延數十年。首先，面對呈現類似古巴狀的台灣，大陸不會允許它長期存在，原因是祖國完全統一目標不允許台灣問題久拖不決。其次，不同於鐵板一塊的古巴，台灣有一個泛藍陣營——心向大陸的社會力量，它不會讓台灣陷於長期困境，而會尋求結束痛苦的出路。複次，美國與古巴的經濟發展差距對兩國關係幾乎沒有影響，兩國並不互為市場，沒有依存關係。而大陸是台灣賴以生存的市場，大陸的快速發展對台灣影響巨大，大陸廣袤的空間和無限多的機會對台灣民眾吸引力越來越大。再者，與古美長期冰凍的關係不同，台灣民眾會堅持兩岸交流甚至社會融合，藉以擴大他們自己的生存空間和發展空間。所以，以長期分治、長期拖延為指向的“維持現狀”，不能稱作“古巴化”或“古巴模式”，大陸不會允許台灣問題一代一代拖下去。即使有一個解決台灣問題的“古巴模式”，也不是一個能讓台灣安然度過幾十年的模式，何況“古巴化”本身並不能解決台灣問題。
三、克里米亞回歸模式
（一）克里米亞選擇和平回歸俄羅斯
2014年3月16日，烏克蘭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舉行全民公投，決定是否加入俄羅斯聯邦。克里米亞官員當天宣佈，克里米亞公投結果顯示，96.6%的投票者支持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但與此同時，克里米亞公投受到來自美國和歐盟的強烈批評。這次公投的背景是：在克里米亞民眾中，俄羅斯族人約佔59%、烏克蘭族人約佔24%，克里米亞韃靼人約佔12%。在對待克里米亞未來地位的問題上，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民眾之間分歧比較大。儘管如此，公投結果如此傾向於克里米亞重新投到俄羅斯的懷抱，還是反映了克里米亞的社會傾向、人心所向、發展方向。近年來，克里米亞局勢一直動盪，分離傾向嚴重，由於經濟狀況不佳，民眾中回歸俄羅斯的思潮不斷增強。加之俄烏矛盾不斷加劇，俄羅斯對克里米亞有全面影響，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顯示出更好的發展前景，終於為克里米亞通過公投重返俄羅斯準備好了條件。事情的發生並不十分突兀，克里米亞歷史上多次進出俄羅斯和烏克蘭，三者之間幾乎是糾纏不清的關係，根本原因是因為有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大族群及認同；而克里米亞是個不大的半島，在歸屬上有一定的游離自由和選擇空間。在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選擇沒有法理問題，且有認同基礎，兩大族群都接受多數決定原則，說明克里米亞沒有尖銳的族群對立，那個社會沒有被撕裂。
從自然條件上比較克里米亞和台灣可知：克里米亞半島位於烏克蘭南部，瀕臨黑海和亞速海，是海上交通要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半島的特殊性使克里米亞與大陸歸併與疏離兩便，但它終究要選擇一個靠山，永遠無法獨立自處。台灣與大陸之間隔海峽相望，疏離大陸的條件優於克里米亞，同樣遇到外力干預，由於海峽的屏障作用，效果是不一樣的。克里米亞突出的戰略價值一向被大國爭奪，俄烏爭奪克里米亞並不奇怪，關鍵是克里米亞選擇哪一方。從規模看，克與俄的大小比例關係甚至高於台灣與大陸的比例。
（二）經濟需要決定政治取向
克里米亞公投結果表明，經濟需要決定了政治取向。克里米亞在經濟上依靠烏克蘭，但後者無法提供足夠的經濟幫助，且經濟前景遠比俄羅斯暗淡。俄羅斯和烏克蘭經濟體制差別不大，但體量、資源、能力大有不同。兩國的國家意志與發展趨勢也不一樣。這些決定了多數克里米亞人選擇相對比較強大可靠的俄羅斯，可謂大勢所趨，而非人為所致。筆者認為，俄羅斯和克里米亞用經濟解決了政治問題，美國等西方國家用經濟制裁予以懲罰，也是用經濟手段解決政治問題，但這種做法作用有限，只是做做樣子，既不能改變既成事實，也不太能削弱俄羅斯。其結果是，俄羅斯和克里米亞都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但美國等西方國家卻沒達到目的。從實質上看，美國難以用武力干預，就只能象徵性地干預。普京主義奏效了，實力決定了結局。
俄羅斯、烏克蘭、克里米亞可以是一體的，也可以是分開組合的，但俄烏兩國永遠是要為鄰的。俄羅斯和烏克蘭一旦因克里米亞而打仗，必然是一場大戰，從現有軍事實力來看，烏克蘭必敗無疑。從外部看，要進行軍事干預，美國鞭長莫及，其他西方大國更是有心無力。所以，公投票決這種政治解決方式可以是和平轉移歸屬關係，符合西方所推崇的民主投票、多數決定的原則，西方國家本應無話可講。不錯，有人指責公投受到了操縱，普京在克里米亞有代理人云云，但這類情況在西方國家也不鮮見，只要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不能推翻合法公投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克里米亞回歸俄羅斯以來，沒有出現大問題，俄投入5億美元援助資金，還採取了多種促進克里米亞全面融入俄羅斯的舉措，取得了顯著效果，局勢很穩定。
對比台灣與回歸前的克里米亞可以發現：第一，前者是處於自治狀態下的中國特殊地區，後者則是烏克蘭屬下的自治共和國，前者若決定與大陸統一是沒有後者那樣的束縛的，但前者內部的族群對立遠比後者尖銳。第二，兩者都在經濟上對內陸或大陸有很高依賴度，都可能因經濟境遇而做出政治決定。第三，兩者都有民主制度和票決機制，故台灣未來可能以“公投”方式決定其與大陸的關係。第四，美國等西方國家對克里米亞的干預能力比較弱，缺乏傳統聯繫紐帶也就缺少有效的手段；這種處境與其在台海的處境很不同，美方對台灣的直接影響甚至操控能力要超過大陸。第五，半島與海島的不同帶來了武力解決問題的難度差別，克里米亞歷來是背靠大陸、面朝黑海的區域，其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爾一直是海防要塞，所以它天然依賴背後內陸的支持，而台灣海峽客觀上形成了陸島之間一體化的障礙，也為台灣抗拒大陸提供了屏障，還是以往外力干預和破壞的有利條件，這些因素今天依然存在並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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