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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啟香港經濟頂層設計，首先應該著眼於恢復昔日香港經濟賴以欣欣向榮的自由經濟的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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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2016—2020年度香港政府房地產類收入及其占比數據表① |
中評社╱題：重振香港經濟必須重啓頂層設計 作者：莫世祥（深圳），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退休教授、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兼職研究員
【摘要】未來新的特區政府領導者在上任之前，應該深刻反省香港經濟是否還要繼續沿用英國殖民者為香港留下的“土地財政”頂層設計。如果選擇是，請遵循香港經濟史的啓示，讓“土地財政”重上與自由經濟相輔相成的舊軌道，或許還能再現世界經濟史的東方奇觀。如果選擇不，請參考同為自由港的新加坡模式，儘可能減少香港經濟對於房地產業的依賴，在香港形成房住不炒的新風尚，為香港探尋經濟發展的新路向。
平心而論，這兩項為香港經濟前途而作出的選擇，各有風險利弊。沿襲舊軌，安穩省心，祇是香港經濟在中國各大城市的經濟實力排名肯定繼續下滑；探尋新路，難保成功，不過相信“地產霸權”將會在香港消失，長期困擾港人的經濟、社會問題將逐漸迎刃而解。如何選擇，由中央及新特首定奪。
筆者曾在《港式資本主義論綱》（載香港《中國評論》2021年6月號）一文中，概論港式資本主義的歷史、現狀、未來路向，及其在國際聯繫、行業選擇和勞資關係方面的特點，希望喚起有識之士共同診治港式資本主義的內在弊端。今再撰此短文，從反省香港經濟體制頂層設計的角度，為重振香港經濟作脫胎換骨般的建言獻策。
一、“土地財政”的原有頂層設計已經病入膏肓
香港現行的經濟體制，沿襲的是19世紀40年代初英國殖民統治者侵占香港之後的頂層設計。1841年2月，英軍占領香港島之後不久，就宣布將港島開放成為免徵關稅的自由港，同時宣布島上的土地和地上的物業一律歸英王室所有。同年6月，港英政府率先在澳門拍賣港島多塊土地，吸引在澳英商競投。1843年1月4日，英國殖民大臣阿伯丁致函首任港督璞鼎查，指示港府要將賣地作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而且要讓買地者通過向王室租借的方式保有土地。從此，“土地財政”成為香港自由港免徵關稅後的財政收入替代方式，并且最終取代苦力貿易和鴉片貿易而居歲入之首。至今180年間，港府通過不時拍賣土地使用權，同時每年徵收相當於地租的“差餉”，獲得穩定遞增的歲入，分享自由經濟發展帶動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的巨大收益。自由經濟加上“土地財政”，成為港英政府以及後來特區政府推動經濟發展并從中分享巨額紅利的雙重利器。
縱觀世界各個經濟體，似乎還沒有一個經濟體像香港這樣始終深度依賴“土地財政”。即使是曾經同由英國殖民管治的自由港新加坡，在近代并未形成“土地財政”，在當代更徹底告別“土地財政”。據說，當今新加坡規定：每年賣地收入不能超過政府總收入的5%，賣地收入不歸當屆政府支配。至於祖國內地，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才開始仿效香港以賣地來發展地方經濟，現在已轉而踐行住房不炒的方針，致力糾正“土地財政”的弊端。
香港“土地財政”歷史悠久，舉世罕見。倘能繼續如同先前那樣，和自由經濟相輔相成，共同促進經濟發展，不失為東方奇觀。但是，問題在於當今香港“土地財政”已經與港式資本主義的“地產霸權”緊密相連而病入膏肓，不僅窒礙本地自由經濟，而且成為拖累經濟下滑、社會不穩的終極淵藪。
筆者在《港式資本主義論綱》一文中，已經論證“港式資本主義沿襲華商經營傳統，利用港英政府建立土地批租制度對於房地產權益的長期保障，集中投資發展房地產業，并且在香港回歸之後，以房地產業形成對於香港本地市場的壟斷，加劇貧富懸殊與民怨纍積”，此處不贅述。
下列統計數據表則進一步展示當今香港依賴“土地財政”的嚴重程度(見表1)：
（表1：2016—2020年度香港政府房地產類收入及其占比數據表①）
表1列明：在2016-2017、2017-2018、2018-2019、2019-2020等四個財政年度，未計房企利得稅的房地產類收入分別占特區政府歲入的42.69%、50.54%、39.36%、43.01%。由於房地產業是當今香港的主業，如果計及房企利得稅，房地產類收入在上述財政年度的政府歲入中肯定超過一半，這就更加印證香港“土地財政”名副其實。特區政府如此嚴重倚賴房地產業，自然不思破解“土地財政”的長期桎梏。即使港澳辦主任提出到2049年香港要告別籠屋、劏房的長遠目標，特首對此表態也以“這是全社會的責任”來卸責。
沿襲“土地財政”的慣性運作，不僅特區政府將賣地作為解救當前經濟困局的唯一良方，一些媒體也將“賣地豐收”視為政府一大政績。2021年8月初，香港《大公報》欣喜報道：“本港經濟雖未全面復蘇，但前景漸見明朗及樓市維持穩定下，政府錄得豐厚賣地收入。在再誕百億商業及住宅地王帶動下，上半年賣地收入錄得近493.52億元，已超出去年全年數字，較去年同期更狂飈近3.8倍。至於今年全年能否再破千億元大關，須端視中環商業地王能否成功售出。”②
目睹如此情景，不免啼笑皆非。筆者不禁要問：難道當今香港還要繼續遵行1843年英國殖民大臣的頂層設計，受困於“土地財政”與“地產霸權”之苦而不能自省、自拔嗎？
果如是，祇能寄希望於中央高層考慮是否應該為重振香港經濟而重啓頂層設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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