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應該做出這樣的基本判斷，社交媒體與網絡媒體或者其他傳統媒體一樣，都具有正能量、有正面的傳播功能。在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方面，也應該與網絡媒體一樣做得到。但是，社交媒體有不同的特性，有不同的能量就有不同的問題。社交媒體與網絡媒體相比較，它的受眾絕對中心化、去新聞專業主義化等等，都是完全不同的，需要做深入的研究，其中兩點需要特別重視：
1、需要特別重視社交媒體對熱點新聞的輿論影響。
社交媒體是如何對熱點新聞產生輿論影響的呢？專家分析指出：其一，社交媒體是熱點新聞信息報道的第一引爆點。社交媒體平台越來越得到年輕的社交媒體用戶的信任，成為網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信息來源渠道，逐漸成為熱點新聞曝光、發酵和消解的主要信息源，從而對輿論的議程設置的主導作用也日益凸顯。當事件發生後，因為熱點新聞本身就有聚眾性的特點，再加之社交媒體在信息發布的時效性上遠遠領先於傳統媒體，許多在事發現場的網民利用微信與微博將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以文字、照片和微視頻的方式第一時間呈獻給廣大受眾，瞬時引爆社交媒體，引起受眾的巨大關注，並在接下來的時間中不斷地跟進與更新事態的最新情況，從而進一步成為熱點新聞輿論的聚散中心。其二，社交媒體是熱點新聞信息報道的主要輿論場。社交媒體的發展為廣大網民提供了一個暢通快捷的信息表達的渠道，同時也是一個相對寬鬆的意見表達的平台。社交媒體在信息發布的時效性上遠遠領先於傳統媒體，所產生的輿論影響已經不再是傳統媒體輿論場的附屬品，而是真正成為熱點事件發生後的輿論主陣地。其三，社交媒體是熱點新聞信息報道的輿情放大鏡。社交媒體在近些年的發展中體現出兩大突出特點，第一是它的實時性，第二是它的交互性。實時性體現在對新聞事件的報道速度往往領先於傳統媒體，而交互性體現在事件傳播的廣度與深度上超越了傳統的信息傳播方式，融合了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等多種傳播模式，使熱點事件一經曝光就能迅速擴散到受眾面前，引發諸多網民的熱議。事件發生後，擁有一手材料的網民在曝光事件時往往會加入自己對於事件的直觀感受，其發布的信息會由極簡潔的幾句話或者幾個詞構成，這樣不僅縮短了信息發布時所需時間，而且也方便受眾的快速理解與接受。在社交媒體的交互性特點下，更多閱讀到信息的受眾會在接收到發布者信息後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觀點，並會在轉發時加入自己的評論，在自由表述的情況下就容易形成不同的觀點，而被大多數人認同且支持的一個或幾個觀點就會形成熱點事件的輿論場。①
首先我們要認識到，社交媒體以上三個方面的影響力有一個特別之處在於，可以利用熱點新聞來增強自己的輿論聚合，從自己的需要來解讀熱點新聞，在此基礎上凝聚受眾的共識，制約輿論場。在大數據時代，社交媒體的這種特性，是瞭解民意、掌握民意、引導民意的最佳途徑。足以證明，網絡媒體與社交媒體的結合乃至融合，是今後的網絡傳播的不歸路。
其次我們必須瞭解，社交媒體在政治上發揮的輿論制衡作用是非常明顯的了，尤其在台灣的選舉政治中。在2020年台灣的大選中，民進黨十分成功地利用社交媒體，不斷地丟出爭議性議題，供社交媒體去快速形成輿論場，影響全社會的民意，打破了過去以為“空軍”效果不大、即網絡民意難於落地的迷思。而國民黨最後卻放棄了社交媒體的選舉工具，迷戀“陸軍”及現場造勢、活動拉票之類的，結果是“陸軍”敗給了“空軍”，國民黨大敗。
第三，我們必須清楚知道，在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過程中，如何通過熱點新聞來引起社交媒體的注意並形成所需求的輿論氛圍，是新學問、大學問，是需要通過創新的理論與實踐才能完成的。
2、需要特別重視社交媒體對兩岸關係的負面功能。
社交媒體的影響性，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更是可以亦正亦負的。在當前的兩岸社交媒體中，因為媒體平台的不同，加上傳播技術的限制，導致雙方存在互不相通、各說各話的現象，一時之間不容易打破這樣的傳播格局。但是，兩岸社交媒體在各自的輿論場中，發揮促進或者制衡兩岸關係的輿論作用，的確是非常突出的，其中負面的功能之巨大，是令人憂心的。
比如2014年3月爆發的台灣“反服貿”運動中，台灣的社交媒體的表現尤為突出，就服貿問題開展的街頭政治運動持續時間之長、參與人數之多、後續影響之大與社交媒體的積極參與是切割不開的。有研究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社會運動的孵化器，傳播與政治如影隨形，尤其當前台灣處在社會轉型期，移動傳播的介入如同“死水入活魚”，無論是政黨形象塑造、還是紅綠惡鬥、選舉造勢等，移動新媒體都在其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社會影響力。2014年發生的“反服貿運動”是新媒體助燃社會運動蔓延的最好體現。在運動醞釀期，以青年學生為主的抗議者利用Facebook與PTT等網站刊文，樹立討論靶子，並不斷挖掘當局企圖隱藏的醜聞；使用YouTube和“攝友會”進行視頻分享，擴大影響；利用谷歌旗下的軟件Hangout召開視頻會議，分派任務保持聯繫；運動從網上走到網下，變為群體性的街頭抗議之時，利用Ustream和無人視頻飛行器在Twitch平台上實時直播，並且將占領立法院的視頻短片第一時間上傳到CNN的公民記者欄目。根據台灣汪子錫教授的統計，青年抗議者還通過架設網站，在短短的幾小時內籌集到接近700萬新台幣。這祗是近些年台灣頻發的抗議活動中的一例，但特別的是，在這場運動中以社交平台為旗手的移動新媒體不僅起到了傳統媒體提供信息、維持聯繫等作用，還在維持秩序、動員士氣、籌集物資與規劃統籌方面提供了支持，可以說，它們成為這場社會運動從醞釀到爆發的重要因素。②
又如在2019年下半年的香港“反修例”暴力運動中，香港青年與台灣青年的互動及配合，都是通過社交媒體完成的。社交媒體在破壞港台關係方面，起到了最大的負面功能作用。這是前所未見的。
對於主流媒體來說，更加在意的是社交媒體的負面傳播效果，比如沒有“守門人”制度，去除新聞專業主義等等。社交媒體導致去新聞真實化，以情緒替代理性，也是主要的問題，令人詬病。
有專家從宏觀的角度來分析社交媒體的負面功能：其一，危害國家安全。在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中，其給網民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但是在網絡的發展中，網民不需要任何執照即可發送相關的信息，其打破了傳統媒體的局限性，可以較好地提升信息傳播的效率，然而在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過程中，其同樣給不法分子帶來了可乘之機，不法分子利用網絡平台，可以傳播相應的謠言，並且發表極端的言論來危害國家的安全。其二，削弱政府職能。在傳統的媒體發展中，政府具有較強的監督職能，可以對媒體的信息進行把關，而在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中，政府的職能已經被無限削弱。雖然各國政府可以通過監管、屏蔽和清理等方式來對互聯網進行管理，但是在社交媒體的出現過程中，其對政府的把關能力產生了較大的衝擊。網民在互聯網中可以自由地發表言論，並且傳播速度相對較快。互聯網社交媒體的發展對政府的把關職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其三，西方國家的煽動影響。在互聯網社交媒體的發展中，西方國家技術相對先進，已經壟斷了部分信息資源，但是在其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中，由於不法分子的煽動影響，致使國際環境的穩定性受到了較大的影響。在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中，社交媒體網絡平台已經成為了西方國家的重點政治工具，十分嚴重地影響了國際社會的穩定性。其四，不利於為網民營造良好的環境。互聯網的發展為網民提供了便利的網絡環境，但是由於不法分子惡意傳播不良信息，對網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不法分子利用網絡社交媒體肆意地散播謠言，對網民的網絡環境帶來了較多的安全隱患。③
以上的負面功能是從大陸的社交媒體狀況分析得出的，同樣可以放置在兩岸關係中的社交媒體中來觀察。現在看來，這幾類的社交媒體負面功能可能會嚴重危害兩岸關係：其一，危害兩岸關係安全的，如台灣社交媒體中突出的台獨聲量，大陸社交媒體中彰顯的民粹主張。其二，危害兩岸關係連接的，比如兩岸社交媒體都充斥著切割兩岸一切關係的異常激進的聲音與聲量。其三，危害兩岸關係正常的，在社交媒體中，兩岸都不乏造謠生事的信息源，對兩岸正常交往予以無底線的攻擊，極大地誤導民意。
中評社今後要思考的問題包括：第一，如何可以做到實現兩岸社交媒體的正常交流互通。第二，如何通過社交媒體參與到兩岸關係的新聞傳播過程中。第三，在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過程中，如何引導社交媒體揚正去負。總之，中評社長期堅守的絕對不養“民粹網軍”，絕對不利用社交媒體來編造假新聞從而迎合“後真相”時代，是絕對不可以放棄的基本原則。
總而言之，兩岸之間的“第五媒體”社交媒體因為雙方民粹情緒夾雜其中，對立的因素也不斷增強，當前極難發揮雙向溝通的良好作用。如何進行改善，發揮增進共識的輿論作用，這又將是新的兩岸新聞交流時期的新探索、新使命。
五、要推動數據新聞成為兩岸關係的新聞均衡器
因應大數據時代的來臨，網絡新聞傳播必須跟上新技術革命大趨勢，兩岸關係中的網絡媒體傳播必然、必須與大數據融合發展。因此，數據新聞這一大數據時代的最新的新聞傳播形式，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必將會發揮重要作用。
而均衡概念是指接收端的均衡器產生與信道相反的特性，用來抵消信道的時變多徑傳播特性引起的碼間干擾。在帶寬受限的信道中，由於多徑影響的碼間干擾會使被傳輸的信號產生變形，從而在接收時發生誤碼。碼間干擾是移動無線通信信道中傳輸高速數據時的主要障礙，而均衡是對付碼間干擾的有效手段。我個人下的定義：新聞均衡器就是指對付兩岸關係亂碼的新聞品種，即數據新聞。現在數據新聞在兩岸關係新聞傳播中的作用還沒有彰顯，我們應該努力去推動。
1、民調是精確新聞或數字新聞，而非數據新聞。民調對兩岸關係具有影響力，數據新聞也一定會有。
在涉及兩岸關係的新聞表達中，精確新聞或數字新聞是台灣最常用的，我認為，台灣的民調新聞就是典型的精確新聞或數字新聞，而非構築於大數據基礎上的數據新聞。現在對民調有很多誤解，以為它就是大數據新聞，這是錯誤的。
民調是一種瞭解公眾對某些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意見和態度的調查方法。那麼，台灣的民調是怎樣進行的呢？2019年6月7日，人民日報刊載一則新聞，比較詳盡地報道了台灣民調是如何產生的，具體內容如下：
民調中心的布置很簡約，就是一個大辦公室分成幾十個格子間，每個格子間裡有一台電腦，每位工作人員配一副帶麥克風的耳機。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為了儘可能快速采集到有效數據，民調中心的工作時間均為晚上6時半到10時，以方便聯繫到上班族。通常情況下，民調中心每天上班的員工在30位左右，最多時有50位。地點則選擇在市中心附近，以方便員工回家。
民調公司如何抽樣選擇受訪者？首先，電腦系統會固定電話或手機號碼的開頭幾位。之後，系統會隨機抽取後面的數字。由於系統運行速度較快，當電腦撥打了空號會自動略過並撥打下一個號碼，直到打通為止。撥通電話後，民調公司的話務員會說明緣由，然後詢問被訪者的戶籍，再就具體問題徵詢他們的答案。舉個例子，如果調查的主題是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的選舉，話務員就會問，如果由某某、某某和某某參選，假設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您比較可能投給哪一位？備選的答案則包括具體候選人的名字、都不支持、還沒決定、無意見等。幾個問題詢問完後，話務員會向被訪者瞭解他的年齡、教育程度、族群、性別等個人信息。
根據統計學的研究，抽樣調查樣本在1068份時，結果誤差可以保持在上下3%以內。例如某位候選人民調結果為35%，實際結果大概率在32%到38%之間。這一結論和人口規模無關。TVBS民調中心負責人表示，如果做1000多份民調，一般需要3天時間。
從上面的報道來看，可知目前的台灣民調與大數據分析是不沾邊的，因此，由民調而形成的新聞就不可能是大數據基礎上的數據新聞，將之當作數字新聞更加貼切。現在，涉及兩岸關係的很多問題，都是由台灣的民調新聞所表述的，信不信兩可，因為所有人都清楚，民調的問題設計引導性太強了。但是不可忽視的是，民調對兩岸關係是有一定影響的，正面的，或者負面的都有。由此推論，數據新聞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也會對兩岸關係發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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