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指出的,中美雙方都有意為戰略競爭設立“護欄”,防止競爭滑向衝突,中美兩國正在重建對話機制。美國外交學界也在反思什麼樣的對話才是有成效的、成功的。
曾經協助美國前財長保爾森組織美中戰略經濟對話(SED)的杜青麗指出,SED主要是為了把當時美中之間一百多個對話帶到一個大傘之下,確定優先議程,促進機構協調,同時在與中國決策機制相一致的高層討論和解決問題。
杜青麗表示,SED是當時美國整體對華戰略的一部分,並非孤立的對話,但這麼大規模的高層對話容易產生要取得具體成果的期望值,但其實這種對話是著眼於長遠議題。這種對話的益處在於,在關係緊張時,雙方尤其需要信任,要能夠與同行討論。基於SED建立起來的信心,保爾森當年就隨時可以打電話給王岐山,尤其是在金融危機後,討論協調應對之策。
特朗普執政後期,美中之間的對話機制幾乎全面停擺,更遑論雙方有進行對話的興趣和信任。
卡特勒則認為,SED那樣的對話也許在彼時彼事上發揮過作用,但現在雙方不需要這種正式的大陣仗的對話。未來雙方更應當就特定問題“在雷達之下”進行特定的接觸,才會更有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