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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安法保障香港安寧 |
中評社╱題：“一國”是命運，“兩制”是生活——從《香港在中國》的新叙事建構切入 作者：田飛龍（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法學博士
【摘要】凡事皆有因果，對修例風波的政治狂暴及其後的制度危機，香港社會焦慮者不乏其人。對這一切的變化，儘管事先未必有人能够充分預言或預警，但智者往往具有一定的歷史穿透力，對將然未然之事有所敏感和表達。《香港在中國：重新思考內地與香港關係》一書的作者就似有此種問題意識和敏銳性。該書有著鮮明的香港危機意識，準確判斷出“一國兩制”內在合法性叙事的二元對立及其衝突張力，希望以社會科學類型化與理性分析的過程及方法引起社會反思和集體對話，從中尋求一種凝固共識、化解危機的“香港新叙事”。當然，囿於作者的“準中間派”立場、知識結構及立足“香港本位”的方法論局限，新叙事雖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對“一國兩制”之國家主權權威與秩序的體認，卻未能更準確地理解和認同“一國兩制”中的國家法理及香港在民族復興進程中的動態角色，因而仍有進一步思考和提煉的學理空間。
序
2019，香港修例風波叠加“黑暴區議會”，港版顔色革命在“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的旗幟掩護下極速推進，盛極而衰。這一本土運動理念上采取極端的本土主義和民粹主義，行動上采取勾結外部勢力及暴力恐怖主義，踐踏香港法治，敗壞香港民主，損及香港人權，其來龍去脈至今仍有深入挖掘和研究之必要。此年事變，震驚中外，“一國兩制”底綫秩序出現嚴重危機，基本法治理工具基本失效，甚至特首的“自治緊急權”下的反蒙面法措施也無濟於事，不僅遭遇香港司法的所謂“違憲審查”壓制，更是在執法中面臨“法不責衆”的困境。
2020，高度自治的制度紅利逼近臨界點，這對“一國兩制”的制度安全與香港繁榮穩定并非好的兆頭。即便基本法第18條及駐軍法提供了合法的國家緊急狀態權的觸發條件和程序，但權衡代價，仍難有決斷。窮則生智，必要性創造法律（necessity is law），“一國兩制”的整體政治生存及國家的政治決斷成為香港危機化解的根本法理，“一國”與“兩制”緊密結合的制度體系成為依法治港基本思維與基本目標，香港國安法與新選舉法成為治港“組合拳”的最強有力的兩記重拳，香港“一國兩制”決定性進入下半場，逐步升級為2.0版。2019-2021，香港原有制度漏洞頻出，新制度進場，新秩序的大致架構已成。對於這些宏觀制度變遷的背景、過程、理由和制度成效，作為“一國兩制”範疇的長期研究者，我以個人的獨立觀察和學理評判作出了較為深入的回應：《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兩制激辯》（新民主出版社，2020）和《香港新秩序：國安與民主的雙重變奏》（橙新聞出版社，2021）。
香港“一國兩制”的觀念分歧與制度危機是顯然的，修例風波是其“問題性”的總爆發。凡事皆有因果，對修例風波的政治狂暴及其後的制度危機，香港社會焦慮者不乏其人。對這一切的變化，儘管事先未必有人能够充分預言或預警，但智者往往具有一定的歷史穿透力，對將然未然之事有所敏感和表達。《香港在中國：重新思考內地與香港關係》一書的作者就似有此種問題意識和敏銳性。該書有著鮮明的香港危機意識，準確判斷出“一國兩制”內在合法性叙事的二元對立及其衝突張力，希望以社會科學類型化與理性分析的過程及方法引起社會反思和集體對話，從中尋求一種凝固共識、化解危機的“香港新叙事”。當然，囿於作者的“準中間派”立場、知識結構及立足“香港本位”的方法論局限，新叙事雖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對“一國兩制”之國家主權權威與秩序的體認，卻未能更準確地理解和認同“一國兩制”中的國家法理及香港在民族復興進程中的動態角色，因而仍有進一步思考和提煉的學理空間。
一、未來怎麼辦：香港危機的問題意識
“現在香港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它怎樣才能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為未來的 20 年乃至更遠的將來做好充分的準備。” 這是香港陸恭蕙女士與其合作者高禮文教授（Richard Cullen）的著作《香港在中國：重新思考內地與香港關係》之中譯本最後一章的“問題意識”，也是全書的“點睛之筆”。“未來的20年乃至更遠的將來”就是指香港“一國兩制”的下半場。類似的問題意識在香港研究群體中不乏其人，典型如呂大樂教授在《尷尬的香港，仍在準備中》（《二十一世紀》2017年6月號）提出香港回歸以來一直未能形成真正切合“一國兩制”的社會價值觀與身份認同，而香港終審法院原常任大法官列顯倫（Henry Litton）先生則在《香港司法夢游向2047？》（2019）一書中提出香港普通法的信任危機及如何面向“一國兩制”的制度挑戰問題。《香港在中國》屬於這群深入思考香港問題及其命運的卓越著作之列。
陸女士在香港屬於資深專業人士，曾擔任港英政府委任的立法局議員及回歸後的立法會議員，在環境保護、城市規劃、平等機會與社會公共事務方面展現出卓越的專業性和參與性，并有著豐富的智庫領導經驗。合作者高禮文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訪問教授（Visiting Professor），具有法律專業背景，并在香港媒體上多有涉及基本法的評論文章。他們對香港與中國關係的重新思考，帶有香港本地精英之問題意識與專業理性上的代表性，是我們涉港研究界應當關注的一種理性聲音。
這是一本偏向於“香港本位”之宏觀叙事兼政策設計的“小書”，篇幅不大，但立意深遠，且分析精到，無論是本位叙事的建構，還是政策細節的拿捏，都有著一種長期深耕香港留下的獨有印記。香港本位之“一國兩制”叙事，不是香港本土主義叙事，而是立足於香港所處的“殖民現代性叙事”和“民族主義叙事”的衝突語境，尋求真正適合“一國兩制”的香港共識性叙事。新叙事回應的是殖民叙事的過去時效應，英帝國之“舊日榮光”已透支難續，同時也回應了日益高漲的民族叙事及其背後的國家意志。作者試圖在客觀看待香港殖民歷史與國家秩序現實的條件下，理性而“柔軟”地提出事關香港身份與進步之重大利益的新叙事。如作者在第一章“引論”中的自陳“一種穩定的、具有充分解釋力的叙事可將過去與未來勾連起來”，這就是新叙事的正當性和功能性所在。人是政治的動物，也是意義的動物，原則上沒有這種新叙事，就沒有香港再出發的社會共識基礎。而“勾連”過去與未來，使得“現在”處於一個連續性的文明和秩序鏈條之中，這是一種典型的英國“輝格主義”叙事，也是一種保守主義心智。作者對英國文化與政治傳統的習得，在思考和應對香港變局與難題方面，顯有折射。
在該書倡導的“新叙事”中，對“一國兩制”的理解試圖溝通回應“一國”與“兩制”的精神張力，消弭極化叙事，以“一國”為既定的法權前提，以地緣政治和國際體系的變遷為參考框架，以國家的戰略和體制為叙事脈絡，給香港一個新的定位和方向感。新叙事有著相對清醒的現實主義理性邏輯，認識到“香港在中國內部的穩步整合正在發生，而且不可避免”。國家整合的邏輯與現實必然性，是思考“一國兩制”變遷與演化的合理前提。但恰恰是這樣的國家前提，是香港原有的、高度寄生於殖民現代性叙事的本土價值觀無法從容接受的。該書的一個顯著的政治抱負即在於立足香港語境而促成香港面向“國家”的身份再建構，將國家主權的現實轉化為身份認同的規範。當然，這種“規範內化”的過程，就作者立場與論述而言，仍帶有顯著的“策略性”，而遠未達到一種基於“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秩序的國家價值認同的層次。這或許就是香港專業精英區別於愛國建制派的政治風格所在，他們對國家的認同更多是現實性與功能性的，而不是基於內在信仰和信任。但相比滑向極端本土主義立場的反對派，這種頗有“港式中間派”風格的國家認同，或許也可以稱為一種特殊的“忠誠反對派”或“忠誠中間派”的立場與路綫。他們處於香港政治的 “藍”與“黃”之間，具有特定的社會階層來源與社會理性偏向。香港作為專業精英主導的現代化社會，他們的聲音與力量是不能忽視的。
兩位作者在最後一章開頭引述莎士比亞戲劇《凱撒大帝》的台詞頗具啓發性：“親愛的布魯特斯，那錯處并不在於我們的命運，而是在於我們自身。”對於作者而言，“一國”是無法迴避與選擇的“命運”，“一國兩制”的前提無法更改，但“我們自身”可以智慧地理解和適應，且在香港近代史上的多次對外適應中均有大量成功經驗可以追溯。因此，在作者的問題意識和歷史格局中，“一國”是命運，而“兩制”是生活。生活需要“適應”命運并在與命運的智慧互動中尋求新生。這是作者的參悟，也是香港歷來的智慧。作者的信心和用意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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