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16日電／ 歐洲協調曾經保障了歐洲近百年的和平。以梅特涅、俾斯麥為代表的歐洲政治大家，設法讓利益相互衝突的主要大國保持某種價值觀共識，這種共識即是對歐洲王室及其正統觀念的維護。一旦出現對歐洲正統秩序的衝擊事件，主要大國放下分歧，採取共同行動，以維護現存秩序，尤其對付歐洲革命事件，主要大國基本上站在同一立場上。後來隨著歷史的發展，歐洲革命的高漲，歐洲協調機制最後終結。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雖然有科技發展的因素，但是大國協調機制的破裂，以及世界集團化趨勢，致使國際關係結構出現兩分化，而兩大集團的博弈最終導致戰爭的爆發。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儘管世界長期處於兩極對抗的冷戰狀態，但是核武器的出現，導致任何掌握發動戰爭權力的決策者必須考慮發動戰爭的成本及其後果，因為如果一場戰爭最終導致本民族的整體毀滅，那麼這種戰爭就變得毫無意義。因此，美蘇兩大國一方面採取了確保相互摧毀的核戰略，另一方面又共同推進防止核擴散的國際機制。雖然當時世界上也曾出現類似一戰之前的集團化趨勢，也曾出現由於美蘇戰略博弈而導致的地區衝突，但美蘇本身盡量避免迎頭相撞，世界保持了40多年的脆弱的和平。
在冷戰時代，儘管世界分割為東西兩大集團，但大國協調的機制還是存在的，主要表現在國際經濟秩序中。以西方七國為核心的大國協調主導了國際經濟關係的走向，西方七國會議出台的政策成為維持國際經濟關係運行的基本規則。構成現代經濟關係秩序的基本組織如世貿組織（關貿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全部由西方七國主導。
戰後崛起的新興大國如中國與印度，在國際經濟事務上不得不遵守現存的國際經濟遊戲規則，包括從中派生出來的政治遊戲規則，也不得不接受西方七國的大國協調機制。蘇聯在斯大林兩個平行市場理論的影響下，長期脫離於國際經濟主流社會，依托其遼闊的國土、充沛的自然資源與美國進行戰略博弈，所以在經濟事務上較少受到西方大國協調機制的影響。
朝核問題是大國博弈的籌碼
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呈現出一超多極的格局，美國贏得冷戰，蘇聯淪落為地區大國，中國埋頭發展經濟。其他主要大國成為美國價值共同體的成員。這一段時期，美國關注於防核擴散機制建設，前期美國的精力主要花在銷毀蘇聯地區的部分核武器，或者防止核武器流入所謂的“流氓國家”。
後期美國才開始認真對待朝鮮、巴基斯坦以及伊朗的核武器研製情況，因為隨著獲取核技術的手段日漸增多，進入核俱樂部的門檻也越來越低。更可怕的是，如果非國家行為體的恐怖主義組織一旦取得核武器技術，其後果是災難性的。
正是出於這樣的邏輯思維，美國開始把核武器擴散與恐怖主義組織聯繫起來，而“9•11”事件正好佐證了美國的推測。為此美國毫不手軟，無情打擊那些被懷疑正在從事研製核武器的恐怖組織與國家。美軍不僅重創基地組織，而且捎帶消滅了薩達姆政權與卡扎菲政權。其他大國由於沒有根本的利益衝突，對於美國的單方面行動基本上聽之任之。
然而朝核問題是個例外，因為它已經成為主要大國重要戰略利益的交會點。多年來，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四大國（美日中俄）曾因歷史因素與地緣政治考慮而結成相互對立的兩大同盟。但在朝核問題上，四大國的立場是較為一致的，因為它們擔心核擴散會危及地區安全穩定，損害它們的安全環境，因此四大國對於朝鮮要強行加入核俱樂部的舉動是堅決反對的。為此四大國在朝核問題上頻繁協商，形成了某種大國協調機制，即朝核六方會談。
但是，近年來國際局勢發生巨大變化，原來一超多極的國際關係格局出現調整。美國遭受金融危機與製造業萎縮的打擊，其綜合國力相對下降。以中俄印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借機興起，尤其是中國復興速度驚人，國力迅速增強牽動戰略觀念的提升並更加努力地追求自己的核心利益。
其他大國的視角也在轉變。半島的地緣戰略地位重新被評估，朝核問題已經超越了單純的防核擴散機制問題，成為大國戰略利益博弈的籌碼。主要大國在朝核問題上的複雜考慮，造成了相互之間的不信任以及戰略分歧，進而導致大國協調機制的軟弱，從而為當事國突破大國設置的防核擴散紅線提供了機會。
建立以大國協調為核心的亞太安全架構
半島當事國的行為方式導致了六方會談機制暫處失效狀態，而這種情況也證明了大國協調在這一地區的失效。如果主要大國難以在亞太地區形成協調機制，無法對地區安全威脅因素採取預先干預的方式，那有可能引誘該地區的各個行為體利用大國之間的戰略分歧去片面追求本國的安全利益。這些片面追求必然導致這些行為體之間的矛盾衝突發生，而大國則會很被動地在這些行為體中間選擇站隊。於是會出現這樣的情景：並非出於大國的主動願望，僅僅由於中小國家的操弄，它們之間的矛盾衝突竟然會演變成大國之間的矛盾衝突。當這種情景來臨的時候，世界和平的局面就可能被打破。防止該局面發生的辦法就是加強大國協調機制，讓其在地區安全機制架構中發揮關鍵作用。
大國協調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大國之間必須達成共識。理想的狀態就是大國能夠將共識建立在價值觀基礎上，類似19世紀的歐洲協調。戰後初期及冷戰期間，美蘇一度也曾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念，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某種大國協調機制。例如，聯合國安理會就是典型的大國協調機制，它建立在對永久維護世界和平渴望的基礎之上。
20世紀50年代末的美蘇戴維營會晤，兩國出於對原子武器的恐懼而握手言和。這次會晤促使蘇聯對中國的“冒進”行為進行制約，同時美蘇合作發起了防止核擴散的國際機制。20世紀70年代前期，美蘇戰略力量處於相對平衡。為了防止兩國厮殺，雙雙失去對世界的領導作用，美蘇實行緩和外交戰略，在一系列國際問題上達成妥協，先後簽署了兩個階段的限制戰略武器協定。雖然第二階段的協定未能落實，但從中也看出了美蘇追求大國協調的願望。
後來大國力量的均衡結構被打破，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一超獨霸唯我獨尊，缺乏與其他在價值觀上有分歧的大國在國際事務上進行協調的願望。但這個時間段並不長，因為其他大國的力量很快得以增長，而美國的力量由於金融危機以及接連不斷的戰爭耗費而下滑，其他大國與美國的力量差距相對縮小。所以，建立大國協調機制的客觀基礎是存在的，尤其在半島地區，美國與其他大國的影響力不相上下。更重要的是，長期維護這一地區的和平格局有利於各個大國的安全利益，這樣建立大國協調機制以維護地區安全的主觀動機也就有了。
因此，半島屢次發生核危機，看起來確是壞事，但同時也為相關大國提供一個契機，可以建立以大國協調為核心的亞太安全架構。六方會談是一個很好的實踐機會，應爭取早日恢復。
隨著國際形勢的千變萬化，亞太地區安全架構的形成方式也應隨著變化。相關大國應該在更高的戰略高度審視這一地區的安全形勢，並且設法在共同的戰略基礎上尋求大國協調。各大國應該以大國協調的方式逐步形成地區安全架構，並將地區的安全進程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排除各種干擾因素，並將危害地區安全的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之中。
（來源：環球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