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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對吳副總統有期待、也有疑慮，吳副總統應設法鞏固國共互信、深化國共合作。 |
中評社╱題：吳副總統的兩岸觀與“九二共識”之分析 作者：楊開煌（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
前言
今年520，台灣給了北京兩個驚奇：一是蔡英文神隱，原來田弘茂（海基會董事長）都要大家等520看蔡英文怎麼說，結果蔡完全不答卷，當然以當今的兩岸形勢來看，台灣已經不具有太多的主動性，所謂形勢逼人，居小難為；然而正因為居小，所以再難為，也必須要為，如今蔡的不為，大家都認為是“傲慢”、“不重視”，而在兩岸關係上，蔡英文既無力維持現狀，又傲慢地拒絕答卷，則兩岸關係怎麼可能在下半年有所改變，台灣怎麼可能有所發展呢？二是吳副總統在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激烈選舉中，第一輪就拿下超過半數的52%選票，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這與事前所預測的必須經過兩輪選舉，才能勝出的看法大有出入。吳之所以可以在六搶一的混戰中，第一輪就脫穎而出，個人以為①：首先應和蔡政府的失能相關。注意台灣政局的人都發現，過去一年台灣各方面的情況都在惡化，而吳在競選中拚命打政績牌，從他歷任的縣長、市長到行政院長的政績，去對照當今台灣的沉淪，形成一種“政績對失能”的社會氛圍。這就暗示了國民黨的黨員如果想要重返執政，誰是不二人選，相對中國國民黨其他的候選人而言，差距很快就拉開了。
其次，中國國民黨在近一年以來，遭受到近乎是中國大陸當年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對劉少奇式的清算，特別是軍公教人員的退休金改革議題上，所遭受的精神屈辱與物質損失，雙重的打擊，使得這一大群原本多為國民黨員的軍公教人員（已退和未退的），有了危機意識和團結意識。對他們而言，馬英九總統砍的是他們的福利，他們很生氣；但蔡英文砍的是他們的生計，他們不能坐視，除了上街抗議，必須有相似的政治能量，才能對抗蔡英文的霸道。而洪秀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在這一方面，完全沒有抗衡的能耐。
第三，洪秀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一年多以來，國民黨的境遇幾乎可以和蔡英文掌權的台灣境遇十分相似，不論在政策論述，人事安排，黨務推動，在野功能等方面，爭議大於建樹，紛擾多於發展，連她自己聘請的副主席就有二人跳出檯面與之競爭，足見洪的領導力以及“人和”方面的表現，卻有令人費解之處。中國國民黨如今處於低潮，再踫上領導力不被期待的弱領導，任何人都擔憂國民黨的走勢將伊於胡底，任何關心台灣發展的人也都思考，民進黨一黨獨大給台灣帶來的不安。
當然，這些都是事後諸葛的解釋，如今，吳以絕對的優勢首輪過關，按理而言，兩岸各方除民進黨之外，理應十分滿意；然而，事實的發展並非盡如人意。特別是國共領導人在520的相互“電文”②，兩岸精英均以放大透視的功夫，深究其中許多不同以往的“深意”、“疑意”和“奧意”，毫無疑問，這類的文本肯定是精雕細琢，字字推敲，句句思量，是以各界的解讀，都有一定的道理和邏輯。當然不同的對象，不同的處境，不同的情況，採用不同的用語，描述己方的立場與看法以及對未來的期待，這是十分正常的事。通常的情況下，這一類的電文，必定從己方的立場和需求出發，包含三大部分：祝詞、現況和期待。在措詞上依對方的身份存在、政治存在及未來存在，考量其措詞。所謂“身份存在”，簡言之，就是當下是否掌權，掌有政治實權；所謂“政治存在”，簡言之，就是對兩岸“一中原則”的立場；所謂“未來存在”，簡言之，就是未來執政的可能性。從以上的架構來看，對北京而言，吳和洪在“身份存在”是相同的，差異在於“政治存在”及“未來存在”。從“未來存在”說吳勝洪太多，從“政治存在”而言，洪自然更靠近北京，但是政治畢竟是一種“有原則的妥協的藝術”，不可能要求別人完全贊同自己，以中國人數千年的政治文化智慧，對此十分瞭解。但是任何“妥協”都是有原則、有底線的，否則就是投降主義，或是投降。所以中共對吳副總統的看法，主要是看雙方對原則的立場和態度。
吳副總統的“兩岸觀”
“兩岸觀”是指一個人對當代兩岸關係的基本看法，具體而言，是指兩岸關係的民族屬性、政治屬性、文化屬性和其他屬性。民族屬性是界定兩岸人是否是中國人，是否為中華民族；政治屬性是確定兩岸的一中原則和兩岸當前的政治關係及長期的政治目標；文化屬性討論兩岸文化是否同為中華文化；其他屬性包括社會、經濟等領域的關係。其中民族屬性、政治屬性是最基礎的，吳副總統的“兩岸觀”也就是要回答他對當代兩岸關係的基本看法，按如今可以找到的資料來看，有兩件文本，一是吳副總統在2009年任行政院長時曾改填毛澤東《沁園春》③，闡述了自己對兩岸問題的看法。而且直到這次他在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中，還在引用，足見他的“兩岸觀”並沒有改變。二是他在當選主席之後，給習近平賀電的覆電。
先說他的半闕《沁園春》，詞曰“兩岸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唯反攻大陸，已成歷史，解放台灣，又顯霸道。一國兩制，或統或獨，都為台海掀波濤。俱往矣，數當前明路，和平最好。”其實吳只填了下半闕，從文采角度來看，客觀而評只是相當一般練習之作；然而從政治心理的角度來看，則充分表現了其內在對兩岸關係的看法：首先是吳的作品只填了“沁園春”詞牌的後半闕，這顯然不是作者不知道，整首詞分為兩段，前半闕不填，為什麼？其實他的第一句已經說明，“兩岸如此多嬌”。什麼是“兩岸如此多嬌”？在作者心裡所說“多嬌”，應該指“兩岸關係太複雜”，之所以“複雜”是因為當今的兩岸關係源自國共兩黨的內戰，以及後來美國霸權主義的介入，如果吳必須填前半闕，則這段歷史必然是、也必須是一段鋪墊，否則“多嬌”如何出現？同時假如循歷史慣例，細數兩岸歷史，則“無數英雄”也好，“一國兩制”、“統、獨”也好，如今俱在，並未俱往。這就不免指點古今，臧否人物，這就影響自己的政治安排，同時暴露自己內在統獨的明確立場。以吳這種“不粘鍋”的性格，當然是能避則避，所以吳的“沁園春”就捨歷史就現實。
其次，吳雖謹慎不粘鍋，不得罪人，但他按毛澤東的套路填詞，依然不免流露內心對兩岸“無數英雄”的數落。而毛是以古況今，不涉當代是非，但又巧妙地自況；吳的“沁園春”無此文采，亦欠功力，只能直書其事：反攻大陸、解放台灣、一國兩制、或統或獨，從代表人物來看，不外就是蔣介石、蔣經國、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以及當代兩岸領導人，在吳看來，要不是“俱往矣”，就是只會“掀波濤”，所以自然的結論就是主張和平者最好。當然吳的說法也是十分表現其性格，十分取巧的說法。上述的政策選頂中，其實都沒有排斥和平，“反攻大陸”可以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也可以是“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解放台灣”也有和平手段，一國兩制更是直指和平，或統或獨也沒有主張不和平，最近不是綠營政客還大喊“親中愛台”嗎？那麼吳的“和平”之說不也可以與之相通嗎？所以又可以說吳一個人也沒有得罪。但是吳在這裡是採用“移步幻影”的手段，將他人的目的論與個人的過程論作對比，上述的反攻大陸、解放台灣、一國兩制、或統或獨其實都是直指政治目的，對完成目的的方法、手段，並不涉及。而吳的和平只有手段，不談目的，因為涉及目的，他自己也就變成“掀波濤”的人。所以我們從現階段來看，吳只是第二個馬英九總統，只顧己方現實，不顧中華民族願景的“兩岸觀”。
其三，吳在“沁園春”的最後說“數當前明路，和平最好”。這裡又涉及兩個粗淺的問題，一是何謂“和平”？二是如何才能和平？如果和平的對立面是戰爭，則從1960年代之後，兩岸就沒有軍事戰爭，那兩蔣、毛鄧不都是維護和平的領導人嗎？甚至像李豋輝、阿扁以及馬、蔡的掌權也都沒有戰爭；如果吳的和平說是目的追求，則俞正聲指獨台就不是無的放矢，那麼吳的和平說也一樣，“都為台海掀波濤”。當然吳說他又不是“白癡”，自不會不明白此理，而犯此政治常識性的錯誤。顯然，吳的說法只想對台灣人民說，不是對兩岸人民說；其二他的把握就在於他願意承認（有時他也只說尊重）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應該說聰明的吳副總統會認為只要認了“九二共識”，他的“和平說”就可以從手段變成目的，永遠“維持現狀”。果真如此，我們只能說，吳對中共政權的理解太需要加強了，“九二共識”不是“一中各表”地“維持現狀”的護身符；對中共而言“堅持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是“和平統一”的前哨站。因此，對台灣而言，真正的和平是有目的、有目標的追求，不是“三不式”（不統、不獨、不武）的和平，也不是“維持現狀”。
次說覆電。此一覆電，大陸學者分析很多，也都十分精闢。如果從吳的角度來看，他在競選中有過“統一拖累台胞說”，有過“統人無條件，被統不甘願”的政治風波。如今在當選之後，習總書記還是來了賀電，此時對吳而言，可以選擇歷史系的吳副總統，也可以選擇現實的吳副總統。歷史系的吳副總統可以在電文中展現對歷史的誠實與尊重，從而延伸出中國士大夫的家國承擔和民族情懷；而現實的吳副總統則只在選擇部分歷史，甚至編造歷史，似是而非地給自己留空間，迴避歷史責任，在夾縫中找活路，只顧當下的滿足。從吳的覆電看來，依然只是簡單地立足台灣，以歷史性的方式，陳述他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在兩岸關係上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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