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台式‘認知作戰’：概念泛化、話術運用與影響分析” 作者：蘇美祥（福州），福建社會科學院現代台灣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林中威（福州），福建社會科學院現代台灣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民進黨當局引入西方“認知戰”概念，并加以泛化運用，把自己偽裝成受害者，不斷加碼炒作“大陸虛假信息”，進而大肆渲染“大陸認知作戰”，逐步形成一套符合民進黨政治特質和利益需求的台式“認知作戰”模式，成為民進黨當局強化“大內宣”、外接西方輿論場、穩固其執政地位的重要工具。
自民進黨重新執政以來，島內對美方亦步亦趨的台獨勢力迅速地接納、引入并運用“認知作戰”概念，以渲染所謂的“大陸認知作戰”為著力點，對內鉗制輿論，對外破壞兩岸關係。
一、“認知作戰”的概念演變及其“台灣化”
“認知作戰”與所謂的“混合戰”“灰色地帶”“銳實力”等詞彙，均源於美國在其全球戰略框架下探索新衝突模式、渲染外部新威脅而提出的新概念，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代衝突形式新變化，其本質上仍是通過賦予既有事物新名稱的方式，激發民衆的不安全感，使其支持政客的進一步政治操作。近年來，在民進黨當局主導、綠營勢力操弄下，“認知作戰”在島內已漸成體系，其內涵及外延也出現較大變化，幾乎覆蓋了兩岸交流的全部內容，并成為民進黨當局強化“大內宣”、外接美西方輿論場、穩固民進黨執政地位、推行民進黨台獨理念的一大利器。
（一）“認知作戰”概念：由從屬到主屬
根據北約相關研究，“認知戰”是將人的思想作為戰場，不僅改變人們的觀念，還企圖改變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的作戰模式。成功的“認知作戰”將塑造和影響個人和群體的信仰和行為，從而為進攻方的戰術或戰略目標服務。在極端情況下，“認知作戰”可能分裂整個社會，從而削弱其抵抗意志。①長期以來，“認知戰”被置於軍事手段的從屬地位，直至20世紀70年代，約翰·博伊德等人將士氣戰、心理戰提升到與物質戰同等重要水平。冷戰結束後，伴隨衝突形式和內容之多元化、複雜化，“混合戰”“信息戰”“灰色地帶”“銳實力”等一系列新興概念不斷湧現，用以指代同時包含宣傳戰、網絡戰、社會運動和傳統戰爭等手段的新型衝突模式，“認知作戰”亦是其中之一。20世紀末，美國空軍學院等單位在博伊德OODA（觀察—調整—決定—行動）循環理念的基礎上，開始系統探討“認知戰”架構。2001年，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交了一份關於“網絡中心戰”的報告，自此，對認知領域的爭奪被正式納入美國國家軍事戰略。但此時之認知領域主要指傳統戰場上“作戰人員和支持人員”的意識。隨後，伴隨著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各國對信息戰等新衝突形式的研究逐步深入，其認知戰理念逐步成型，涉及範圍也擴大到社會層面。
從“認知戰”的運用實踐來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無端指責中國、俄羅斯等一些國家對美國及其盟友進行“認知戰”，而西方媒體、智庫率先廣泛炒作的是俄羅斯“認知戰”實力。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就被美方指稱為俄羅斯“認知戰”的結果，甚至有媒體聲稱俄羅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對波羅的海三國等鄰國實施所謂“認知戰”。②近年來，美西方也不斷加大對中國“認知戰”的渲染。如蘭德公司就將“虛假信息”視為解放軍信息戰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中國“認知戰”的關鍵特徵之一。③民進黨在2018年“九合一”選舉中慘敗，《外交政策》等西方媒體屢屢將民進黨敗因歸於所謂的“大陸認知作戰”。④同樣，在俄烏衝突發生後，西方輿論也大肆炒作“將烏克蘭與台灣聯繫起來”是中國大陸“認知作戰”的產物。⑤
（二）台式“認知作戰”：由接入到泛化
民進黨當局在“安全議題”上加緊附和美方，竭力渲染所謂來自大陸“假信息”的危害。2018年，民進黨面對“九合一”之不利選情，不斷強化對大陸“假信息威脅”的炒作，試圖藉“防制假信息”之名，掌控島內言論、拉抬選情。2018年12月，台灣當局行政院推出“防制假訊息危害項目報告”，提出要通過“提升民衆鑒別能力（識假）”“加快核查澄清效率（破假）”“抑制危害擴散（抑假）”和“追究‘違法’責任（懲假）”等四類手段，打擊所謂“假信息”的傳播。蔡英文總統在2019年新年談話中聲稱，“來自對岸的假訊息”正在導致島內“人心浮動”，為此將把“信息安全防護網”作為兩岸關係的“三道防護網之一”。2019年5月，台灣當局國安局在立法機構作“中國假訊息心戰之因應對策”的專題報告，呼籲通過“貫徹依法行政原則”“厚實網絡防禦能量”“熟稔敵我優劣態勢”“尋求國際友邦合作”“截長補短主動出擊”等手段應對“中國假信息”。
經過一段時間的運用、校正，民進黨當局炮製的台式“認知作戰”話術在島內2020年“大選”硝煙中正式登場。2019年8月，台灣當局行政院下屬相關部門負責人發文稱，“中共藉由散播‘假訊息’模式對台灣進行心理及輿論系統的‘認知作戰’”是一場“無硝煙戰爭”，需要通過使用上述打擊“假信息”的四類手段加以應對。⑥此後，民進黨頻頻指責大陸以“虛假信息”“認知作戰”支持國民黨及韓國瑜勝選。如民進黨籍民代王定宇在社交媒體中分析“大陸認知作戰”的具體步驟，并暗示韓國瑜競選團隊正在使用這一策略。此類推文經綠營炒作後迅速發酵，加劇了國民黨面臨的“抹紅”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選舉的結果。作為“認知作戰”理念傳播的最大受益者，民進黨當局在2020年“大選”後仍繼續加以運用并進一步泛化。蔡英文總統在2020年就職演說中公開提出，要有效防衛“網絡戰”“認知戰”以及“超限戰”的“威脅”。2021年台灣當局“防務報告書”中又引用島內學者文章，對“中共認知戰”的“危害”、目的與手段進行了系統論述，并引入“在地協力者”等相關概念，進一步擴張了“認知作戰”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由此，台式“認知作戰”的相關話術基本成形。
台式“認知作戰”話術作為民進黨當局轉移社會矛盾、凝聚支持群體、博取外部同情，最終鞏固執政的手段，在蔡英文總統第二任期的執政實踐中得到了廣泛運用。面對新冠疫情、俄烏衝突等內外事件的衝擊，民進黨當局愈發習慣於將不利的輿論風向歸咎於大陸“認知作戰”。在2021年5月島內疫情首次失控期間，一些民進黨政客就大肆炒作“大陸認知作戰”，藉此轉移民衆不滿。如台灣當局“內政部次長陳宗彥稱，大陸對台灣的所謂“認知戰”“可能對台灣防疫造成威脅”。而台灣當局“總統府副秘書長”李俊俋則發文表示，國安單位證實，自疫情升溫以來，中國“對台認知作戰”再度啓動，以“深化台灣內部矛盾”“延遲疫情緩和速度”“降低生產動能”“瓦解經濟與股市”為目標。綠營人士甚至將社交媒體中關於擴大普篩、建方艙醫院、封城以及開放大陸疫苗等正常的話題討論，均歸結為被“大陸認知作戰”。俄烏衝突爆發後，蔡英文總統立即強調，要“全面提升應對認知作戰”，應對“境外勢力操作烏克蘭情勢，影響台灣社會民心”。2022年島內疫情再次失控後，民進黨當局再次祭出了藉“大陸認知作戰”轉移民憤的套路，將島內對其防疫政策失誤的批判一概歸咎於“認知作戰”。
二、台式“認知作戰”的話術運用
台式“認知作戰”主要聚焦於所謂大陸“虛假信息傳播”上，被民進黨當局頻繁運用。相較於“虛假信息”一詞，“認知作戰”更為朗朗上口、具新鮮感，容易被受衆接受并形成記憶，經過近幾年的反復嘗試和運用，宣傳效果也較為明顯。由此，炒作所謂的“大陸認知作戰”，就成為了台式“認知作戰”的主軸，但其語術邏輯牽強附會、漏洞百出。
（一）範圍擴大化
台式“認知作戰”話術脫胎於炒作大陸“虛假信息威脅”，因此，凡是來自大陸的各類信息便成為其污名化對象。如2022年有台灣青年拍攝濁水溪與黃河水融合的“滴水驗親”視頻，期望藉助極具象徵意義的儀式促進兩岸融合。這一新聞事件自然得到大陸媒體的報導，但此十分平常的新聞宣傳卻被島內綠營納入“認知作戰”範疇，台灣當局陸委會甚至威脅可能“會同主管機關依法查處”。同樣，在島內傳播的大陸中文互聯網內容也常常被強行打上“假訊息”“認知作戰”等標簽。如台灣當局調查局曾煞有介事將網民調侃蔡英文總統為“中共臥底”的言論列入所謂“假新聞案件”，并加以大肆宣揚。島內一些對“認知作戰”的學術研究，僅僅因為部分新聞在島內產生了一定影響，就將主要面向大陸讀者的“觀察者網”等新媒體打成進行“認知作戰”的所謂“內容農場”，甚至刻意忽視兩岸中文互聯網的必然存在的互動，將相關信息最早出現在簡體中文網絡、發表在微信、微博和大陸其他網站作為定性“認知作戰”的根據。⑦諸如此類之荒唐邏輯，民進黨當局卻樂此不疲，當然也會因島內民衆發現個中漏洞并被揭露。為此，台式“認知作戰”逐步引入“在地協力者”概念，聲稱“大陸認知作戰”離不開“地面統戰”支持，如果沒有“在地協力者”就無法產生現實影響。這實際上為民進黨當局將“綠色恐怖”由傳媒領域向現實政治拓展做好了理論準備。
（二）操作行政化
台灣當局一方面通過相關部門炮製對應的“大陸認知作戰”內容，如持續以“國防報告書”“陸委會公告”等形式，在島內極力傳播所謂的“大陸認知作戰”之威脅；另一方面親自參與對“認知作戰”的獵巫，民進黨當局一旦面臨重大社會事件衝擊時，就會密集炒作一批“爭議信息”，以此轉移民衆對執政當局政策失誤之關注。2021年5月島內疫情失控，台灣當局疫情指揮部門連續以“闢謠”方式製造所謂的大陸“認知作戰”氛圍，陸續針對“蔡英文總統已確診卻未宣布”“台灣當局為賣疫苗不惜讓疫情擴大”“蘇貞昌涉內綫交易防疫股”等一些本來可信度不高又有爭議的信息，故意渲染放大，極力把民衆關注重點由民進黨當局的政策失誤轉向“抵禦認知作戰”。2022年島內疫情再度失控，民衆對台灣當局防疫政策落後的不滿情緒逐漸在社交媒體上率先反映出來，民進黨重操“認知作戰”話術，如蘇貞昌指責島內藝人感慨“很多孩子走了”的言論“有很明顯的操作痕跡”。同樣，在俄烏衝突爆發後，台灣當局陸委會充當喊話者，賊喊捉賊，遠程指責大陸發動“認知作戰”。陸委會還在其例行民調中採用誘導性問題，如“中共藉由烏克蘭情勢，對台‘惡意政治操作及散布假訊息’，例如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等，影響台灣內部民心士氣，請問您認不認同中共的作法？”⑧此類民調的問題設置以先入為主、有罪推定式的提問，對受訪者和讀者進行誘導，對受衆強行植入“大陸認知作戰”相關概念，不僅具有一定的欺騙性，更助長了綠營媒體、“網軍”炒作相關概念的氣焰。
（三）謊言“真相化”
台式“認知作戰”話語缺乏邏輯、缺乏證據，在渲染來自所謂的大陸“網絡攻擊”“虛假信息”“認知作戰”時，所舉出的各類例證也往往荒誕不經、自相矛盾。在此情況下，民進黨對島內輿論的強大控制力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謊言“真相化”的推手。如2020年島內“大選”前，由於支持韓國瑜的選舉材料中出現“韓國瑜是奇才”“大陸武力統一台灣”“簽署和平協議，台灣民衆存款由台幣變為人民幣”等文字，就被民進黨定性為“大陸認知作戰”。島內有從事“虛假信息”“認知作戰”研究多年的學者甚至聲稱，“不少LINE、Telegram群組中有武警加入，建群者無法理解注音文就表示可能有（大陸）民兵或武警介入的痕跡”，“大陸的武警有一百五十萬人，且都受過特殊訓練，可以進行網絡攻擊”。⑨一些被列為所謂“大陸認知作戰”的“典型案例”，對其事實的介紹也往往自相矛盾。如2019年4月，島內媒體和“事實核查機構”大肆炒作鳳凰新聞“最早傳出”的“陳菊受賄謠言”，有島內學者還將此作為“大陸認知作戰”的典型案例進行研究，然而這位學者回顧事發時的相關新聞後，卻得出相反結論，并公開稱鳳凰新聞并非最早發布相關言論的主體。⑩謊言終究是謊言，台式“認知作戰”語術中前言不搭後語的現象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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