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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前駐日本大使館參贊呂小慶（受訪者供圖） |
重視日本對華政策中的自主性 中日韓三國可合作共贏
中評社記者：在美國對華政策大幅調整的當下，日本的對華政策也出現很大轉變，您認為這背後原因為何？中國應該如何應對日本和美國在軍事、價值觀等方面越來越密切的聯手？
呂小慶：首先我們看到美國的對華政策這些年來出現了非常大的轉變，這個轉變也對中日關係產生了深刻影響和重大變化，簡而言之，影響負面，變化不容樂觀。美國對華政策轉變有跡可循，最早出現在十年前奧巴馬時代提出的“亞洲再平衡”，把遏制中國發展作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心，事實是日本對華政策彼時也開始了防範為主的重大調整。到了特朗普執政後期，對華全方位打壓更是無所不用其極。特朗普時代的對外政策特點是“美國優先”，甚至對自己的盟友都要壓在身後。在當時這種情況下，日本時任首相安倍晉三採取的是相對比較靈活的對外政策，在中方高層政治引領之下，安倍政權對華採取了一些主動改善關係的積極舉措，中日關係保持了相對平衡。拜登上台以後，對外採取高度重視盟友的策略，日本作為美國亞洲最重要的盟國，地位更顯重要。岸田政府則採取了完全追隨美國的政策，特別在遏制打壓中國問題上，甚至扮演打頭陣的角色。
美日同盟對華關係的影響，個人體會有兩點。一是美日軍事同盟是以美國主導，日本對華政策一定受制於美國對華政策的，日本的對華外交具有不完整、不獨立的一面。二是日本不輕的體量對美有一定牽制性和追求自身國家利益最大化，日本對華政策也有相當大的自主性和回旋餘地。日本的外交自主性和空間，有些與美國合拍，有些則不是，不能簡單地說日本是“追隨美國打壓遏制中國”。所以，在考量中日關係中的美國因素時，首先要確定美主日輔的基本研判，同時要充分利用好日本對華政策的自主性一面，從頂層設計高度，在日本問題上做好中美關係的平衡，平抑日本對華關係中美國的負面因素。
所謂價值觀問題，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偽命題。所謂價值觀聯盟，不過是美歐日澳等西方陣營在冷戰結束後，企圖繼續壓榨剝削非西方國家的利益聯盟。價值觀議題，是西方利用長期以來主要由資本形成、由統治集團主導下的話語權所製造出來的一個偽道德制高點。日本高調鼓吹的價值觀，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主要包括四個詞條：民主、自由、人權、法制，從字面上與我國核心價值觀並無二致，從日本現實對外政策上，所謂價值觀議題也經不起推敲。簡單舉例，越南是社會主義國家，也是共產黨（勞動黨）執政的國家，但日本這些年著力發展與越南的關係，甚至向越南援助軍艦等武器，價值觀問題何在？再比如，這些年日本大肆宣揚印太戰略，與印度等國拼凑旨在圍堵中國的“美日印澳四國機制”，日本與印度的共同價值觀又何在？我個人認為，與美歐等西方國家一樣，所謂價值觀問題是日方幹涉中國內政、企圖牽制和分化中國的一個抓手和工具，也是蒙蔽欺騙日本國民的一個光面堂皇的理由。
中評社記者：據悉，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長王毅在印度尼西亞與日本外相林芳正會晤時提議中日韓舉行高層會談，您認為這釋放了一種什麼信號？這樣的高層對話對中日韓三邊關係的改善有何益處？
呂小慶：首先，中日韓三國政府領導人會談，原本就是既定的機制化安排。按照議程，2019年成都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談之後，下一場應該是韓國舉辦，但後來中斷的原因主要就是兩條，第一是疫情，第二是中日韓關係在這幾年都發生了一些變化，特別是中日和中韓之間。目前看，雖然中日在積極推動，但韓國對此事顯然不積極，背後是否有美國因素不得而知。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是東亞最重要的三國，基於地區和各自國家利益而建立的一個政府最高領導人對話機制。中日韓之間最大的共識是，作為亞洲最大的三個經濟體，經濟上有高度互補性和相應依存度，只要調整好的話，三方都能合作共贏。中國積極推動恢復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表示中方不忘初心，繼續將中日韓經濟打造成為地區經濟合作的樣板，推動地區貿易自由化和經濟一體化。在當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貿易自由化遭遇挫折情況下，中國政府將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作為重要契機，對維護和推動地區的貿易自由化突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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