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主導的印太戰略中，把日本的戰略原則定位為“積極的和平主義”，三個具體的目標包括：第一，促進和建立法治、航行自由與自由貿易；第二，追求經濟繁榮；第三，致力於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在此一原則下，日本對於區域安全的態度，一改戰後較為消極與被動的角色，逐漸轉為積極介入。例如2013年設置國家安全會議，強化決策機制；2014年制訂“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依據此一新的武器轉讓原則，2014年迄今日本已經和卡達、菲律賓、意大利、德國、英國、澳大利亞、美國等國家進行武器移轉或合作開發。2016年安倍再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簡稱FOIP），也被視為抗衡中國“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
再從美國的角色來看，2012年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第二任期的開始，其亞洲戰略是以“重返”或是“平衡”為主旋律，核心的目標在於經濟繁榮。因此安倍的印太戰略並沒有得到華府的唱和。直到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轉為競爭，安倍的印太戰略與特朗普的對中國政策可說是一拍即合，在美國的主導下，安倍擘劃已久的印太戰略終於得到飛躍式的實踐。整體來說，安倍對印太戰略的構思，可以說是以美日同盟為核心，再輻射出去，連接美國其他盟國和夥伴，與之也建立夥伴關係。因此，美國的角色自然至關重要，美國的態度也直接影響安倍規劃的印太戰略之成敗。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儘管唱和印太戰略，但作法卻偏向“單邊主義”，當時安倍領導的日本面對特朗普甚至也倍感壓力；相對於特朗普，拜登概念上沿襲了印太戰略的構想，具體做法則是轉變為“多邊主義”，尋求多組雙邊或是多邊的共同安全政策，這種做法更加符合安倍晉三對於印太戰略的構想。
沈有忠討論了在安倍遇刺所留下的政治遺產中，岸田文雄的印太戰略。今年正逢中日建交50周年，此刻日本的外交政策、印太戰略的實踐，也正好面臨了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主要的原因是國際環境與日本國內環境都發生巨變。國際環境是俄烏戰爭的爆發；國內環境則是岸田文雄上台，安倍晉三意外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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