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隨著冷戰的結束，“進攻意圖”的含義同樣發生了變化。意識形態作為主要衝突來源的因素消失了。隨之而來的是國家間的影響力與領導力競爭。這既反映在全球層面，也反映在區域層面。一個崛起國的實力增加，使得區域內的權力結構發生變化。同時促使其擴大在政治、經濟、安全等多方面領域內的影響力。這衝擊了原有影響力的國家在該範圍內的領導力。存在這類情況的國家間，威脅認知程度會急速上升。中日矛盾就屬於這類問題的範疇。上世紀70、80年代，作為經濟發達國家的日本開始逐步向東亞地區進行直接投資。“雁行發展模式”成為日本領導東亞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同時，日本不斷加大對東盟的影響力。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隨之而來的是中國通過投資，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等方式不斷擴大其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上的競爭導致中日在釣魚島上的爭端持續升溫。中國的“一帶一路”與日本宣導的“印太戰略”形成戰略上的對比。
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中韓在經濟上的合作不斷深化，而中日在區域領導力上的戰略競爭持續加劇。這使得“威脅認知”在中韓之間相對減緩，在中日之間逐步加大。尤其在新冠疫情歷經兩年後，中國在疫情防控上取得的成果使得經濟得以快速恢復。其後，韓國將可能更加依賴中國穩定的市場來恢復經濟，而日本則將面臨中國持續增速的國力而帶來的戰略壓力。
根據以上的分析，閔銳對今後中韓關係發展的建議為：加大以經濟為基礎帶來的社會人文交流。同時他也強調，本發言僅在比較韓日對華威脅認知的程度差異，並非認為韓國對華沒有威脅認知。韓國在新聞輿論方面對中國的認知模式仍具有“非客觀性”。
同時，韓國在“薩德問題”上已經逐漸認識到貿易上的“非對稱依賴”所帶來的壓力。隨之提出的“新南方政策”在試圖平衡對中國的貿易依賴。中國需加大經濟上的影響力。RCEP將東南亞與中日韓囊括在內是一個很好的實踐。在對中日關係上，中國需要時間讓日本適應中國的崛起， 接受東亞區域內的權力結構變化。這並非易事。中國現今的實力造成了區域（中日）以及全球（中美）兩個層面的權力結構變化。這使得美日在對華政策上高度保持一致。因此，可以採取拆分問題的方式進行緩解威脅認知程度。在中日雙方都沒有影響力和領導力的領域展開合作，逐步推進。2022年是中韓建交30周年，也是中日建交50周年。應以此為契機展開相應的合作發展，穩定關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