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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怕西方的傲慢與偏見 |
中評社╱題：東方主義與美國的傲慢和偏見 作者：王崑義（台灣），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
以東方主義形容西方對東方的研究有負面意思存在，在“西方”的知識、制度和政治、經濟政策中，長期以來所積纍的一種將“東方”所做的假設，並建構為異質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負面思維。
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怕西方的傲慢與偏見，也看清了在東方主義的影響下，想要改變美國對中國人的偏見並不容易，衹有採取對美國以牙還牙的輿論戰，才是大國間真正的較量。雖然，這種外交輿論戰不可能因為疫情的結束，就改變美國人的偏見，但是中國能夠在全球公共領域正視西方普遍存在的東方主義，也許更能替東方人，特別是華人爭一口氣，這才是中國崛起所該改變的國際規則。
一、序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還在延燒之際，美國《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文章，標題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這篇帶有鮮明的種族主義歧視色彩的報導，激起了中國強烈的憤怒。北京為了反擊這類種族主義式的言論，宣佈吊銷該報3名駐北京記者的記者證。同一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就此發表聲明，指控中方的行為是“限制言論自由”，美國政府官員也召開會議決議，開始縮減駐美中國記者的人數。
從今年1月23日武漢封城以後，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應對疫情的方式，不斷地出現一些批評聲音，但這些批評意見許多都不是帶有善意的態度，反而是充滿著“東方主義式”的傲慢與偏見，有意把中國大陸塑造成“人類公敵”。這些具有侮辱含義的詞彙形容正在抗擊疫情的中國，不僅被認為是冒犯中國的尊嚴，也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難怪要激起中國政府強烈的反擊。
已經超過200年殖民主義偏見的“東方主義”，不管中國弱與強，隨時都可能在西方國家發作。2018年以來，美國總統川普沒事挑事，就是要跟中國大打貿易戰，這雖然是美國擔心中國的崛起，企圖先發制人壓抑中國的“超英趕美”，但是骨子裡還是“東方主義”在作祟。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一來，不衹美國總統要發作，連美國的媒體與一般大眾，也頻頻對中國出現不友善的作為，對中國使用病態語言、拒絕中國人民入境的風潮，也從美國遍及到全球，讓中國不僅對內要打一場疫情的“人民戰爭”，對外也要騰出另一隻手來進行公共外交的戰役。
當西方國家帶著“東方主義”偏見批評中國之時，跟大陸同文同種的台灣民進黨政府也好不到哪裡，就是要跟著美國的偏見，對大陸極盡挑釁之能事。這種充滿抗中意識的偏見，去年原本衹是一種選戰策略，今年被滲入“東方主義”的內涵之後，民進黨人似乎已經變成像是一種“香蕉”，也就是“黃皮白肉”，外表的黃皮膚，卻遮不住內心裡恨不得是生為白種人的想望，親美親到骨子裡去，幾乎已經到了“寧做美國狗，也不做中國人”的想法。
事實上，許多有色人種國家人們腦中普遍存在一種觀念，膚色越白越漂亮。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學者費尼克斯（Aisha Phoenix）對因膚色而遭受歧視的現象做過專門的研究。她解釋說：“很久以前很多地方人們會自然而然地將膚色深淺同富裕聯繫在一起，因為這意味著膚色白的人不需要下地幹活。”後來在經歷過歐洲殖民以及奴隸販賣之後，白皮膚高人一等的觀念，就更進一步被加強。
民進黨人雖然是黃皮膚，但是為了追求台獨的目的，相信衹有美國人才能保護台獨，所以才有“黃皮白肉”的偏見。例如，美國聯邦眾議院在台北時間3月5日，以415票贊成、0票反對壓倒性票數通過“台北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以後，蔡英文總統當天在接見美國在台協會（AIT）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時，立即表示感謝美方的實際支持，並期望美國以具體行動支持台灣鞏固邦交、參與國際組織，以及增強台美經貿關係。
從2017年川普總統上台以後，美國通過一系列的友台法案，不僅提高民進黨政府親美的熱情，也相對提升台灣內部抗中的意識，這也是2020年大選中民進黨反敗為勝的最大利器。尤其是外有2019年香港反送中的加溫，2020年武漢新冠肺炎疫情的撒潑，民進黨親美抗中在台灣人民內心裡更具有政治正確性，影響所及，連敗選後的國民黨人也急著想要加入“親美脫中”的行列。
可以說，台灣在後殖民意識的發作下，外加融入東方主義的偏見，讓台灣正在走向兩岸“完美風暴”而不自知，未來兩岸關係是否還有轉機，現在悲觀的人恐怕要比樂觀的人多很多。本文就從東方主義的理論著手，分析美國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現出的傲慢與偏見。
二、什麼是東方主義？
什麼是“東方主義”（Orientalism）？依照維基百科最簡單的解釋，東方主義是西方國家對近、中及遠東社會文化、語言及人文研究的總和。它也可以是西方作家、設計師及藝術家對東方國家的模仿及描繪。以東方主義形容西方對東方的研究有負面意思存在，在“西方”的知識、制度和政治、經濟政策中，長期以來所積纍的一種將“東方”所做的假設，並建構為異質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負面思維。
而“東方主義”最早是由薩伊德（Edward W. Said）在1978年所提出，他的本意是提出西方人對中東地區的東方文化的看法，主要是在歐洲中心主義支配的文學中所形成的，不是東方文化的真正面目。
薩伊德還認為，“東方學”是地域政治意識向美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的一種分配；不僅是對基本的地域劃分，也是對整個利益體系的一種精心謀畫。薩伊德在1993年更進一步揭示，19世紀帝國主義的擴張和鞏固過程中，文化是如何將“東方”滲入其中。
所以，“東方”是一個具有地理、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含義的概念。作為地理概念，歐洲人是以地中海為參照，將位於地中海對岸的廣大區域稱為“東方”（拉丁文詞源原意為“太陽升起的地方”），並由近及遠，依次稱為近東、中東和遠東。作為歷史概念，在古典—中世紀—近現代的歐洲歷史進化中，作為交往對象和研究對象的東方也分別呈現出不同樣貌。
20世紀以後，西方學術中心逐漸轉向美國，“東方”的歷史內涵又有新的變化。作為政治概念，“東方”指在冷戰時期形成的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對抗的社會主義陣營，冷戰結束後，這種政治含義本來有所淡化，但是近年時有抬頭。作為經濟概念，“東方”往往指近代以來較為落後的亞非國家，與之相對的則是工業革命最早發生於歐美的已開發國家。作為文化概念，“東方”三大文化圈（以中國儒家文化為中心的東亞文化圈、以印度佛教文化和印度教文化為中心的南亞文化圈、以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為中心的西亞北非文化圈），而與基督教文化為中心的西方文化圈對照並存。
總之，所謂“東方主義”，即是在文化、甚至是意識形態的層面，受到制度、文字、學術、意象、教義、甚至是殖民的階層體制與殖民的風格等等的支持，將這一部分表現與再現的一種論述模式。東方主義是西方人看待東方的印象、風格、途徑和框架，是一個基於對“東方”與“西方”二者之間做本體論與知識論區隔的思想風格，是西方人東方化東方過程中的總和。
而在薩依德《東方主義》一書中，他關於“東方主義”的論述基本上有三個面向：
1、“東方”作為西方的異己者，作為一種相對照的意象、理念、人格與經驗，它幫助了歐洲的自我界定與明示。也就是，東方主義蘊含著一系列關聯意象的東方，是西方為自己打造的鏡子，衹是它是以相斥的意象對應出西方的自我，而非真實世界的鏡子那樣讓人看到原初的自己。
而西方人也在描述東方的同時確認了西方的本質。西方人看待“東方”的方式總是隔著一層價值判斷，例如有關於兩個集團之間本質性差異的區別。因此，西方人必須使用一系列類型化的形容，以便闡明東方和西方的差異，而這些形容經常被視為是本質性的、不可逆的，一切有關東方的事實都被認為應該要符合這些判斷。在這個過程中，東方被簡單化、公式化了。可以說，西方人是按照自己的預設和刻板印象來理解東方。
2、作為西方東方學研究的學術傳統，所有的基本性格及其變遷、傳承與散佈，決定了東方主義的主要內容與基本形貌。西方的東方學研究，在18世紀以後大大地發展起來，數不清的官辦或民營的學術機構支持著它。在這漫長的過程之中，東方主義逐漸建構出屬於獨樹一格的學術傳統，一個基本的研究性格和觀察取向貫穿了兩百多年來所有的東方學者，有明顯的承襲與傳接。
薩依德認為，這些學術研究的結果，不可否認的有其不可抹滅的貢獻，也培養出無數專業的東方學者，衹是這些研究無一能夠逃脫東方主義所造成的偏差；而且相反的，往往正是他們的研究加深、鞏固了這些偏見與謬誤。總之，東方主義作為一種根深蒂固的學術傳統，在其知識權威的掩護下，已經成為西方社會有關東方知識不可動搖的基本論述，制度性的再生產東方主義，兩百年來鮮少受到質疑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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