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偷渡地圖上，密密麻麻的偷渡路線背後是一個龐大、猖獗的跨國犯罪網路。三十九條越南年輕人的寶貴生命，這些西方媒體其實並不重視。因為，他們對英國、歐洲等涉事國家在打擊跨國偷渡、防止此類悲劇的制度檢討上，採取了不聞不問的態度。他們只是近乎所能地將事件與中國的國家制度掛上鉤，然後開始將臆想的文字傳播向世界各地。
李普曼曾經提出“擬態環境”這一概念。在傳播學中，擬態環境指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徵性事件或資訊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以後向人們提示的環境。也就是說，我們所處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客觀真實的世界，而是對媒介提供的資訊對傳媒提示的某種”擬態環境”的反映。就本事件來看，有一部分西方媒體肆意曲解、罔顧事實，至公正和客觀的媒體信條於不顧，更可悲的是，正是這些每天都“選擇性失明”的媒體，掌握著世界媒介的絕大多數話語權。可融入情緒和負面導向性的報道又何止這一個事件？
在資訊爆炸的年代，人們可以從各種各樣的管道獲得資訊，我們認為，作為傳播大門的守門人，媒體記者更應該在報道事件時專業、準確、客觀。無論膚色、國籍、種族、信仰，發生39人以這種駭人聽聞的方式殞命的事件本身就是極度悲慘的，媒體作為有公信力的機構，應該引導大眾去反思國際社會上現存的嚴重的跨國偷渡問題，進而促使各國合作打擊有組織的偷渡犯罪，而不是變成別有用心者“跳樑”的舞台，在罹難者的家人和同胞的傷口上撒鹽，以意識形態來利用偷渡中產生的悲劇宣揚“中國威脅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