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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特朗普很可能在台灣問題上不斷製造麻煩，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發生的摩擦可能增多。 |
中評社╱題：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台關係的變化及其前景 作者：郭震遠（北京），中國海洋大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教授
作者指出，在2017年12月以來密集發生的中美重大摩擦中，由於被激烈的中美貿易摩擦所掩蓋，由台灣問題引發的中美嚴重事態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中美因台灣問題引發的摩擦，每次的直接原因都是美台關係的變化。特朗普執政一年半以來，中美關係進入了冷戰後第三個摩擦多發期的高峰階段。在此基礎上，美台關係正在發生中美建交以來最重要的變化。但中美關係的變化沒有，也不會根本改變中美競爭—合作關係的基本框架。這決定了，美台關係的變化必將是有限的，美國沒有也不會改變，中美建交以來一直堅持的，支持台灣，但不直接軍事保護台灣的美台關係主題。
一、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台關係的變化
特朗普執政一年半以來，其對中國和中美關係的定位、對華政策和策略都有重大調整，從而導致中美關係發生重大變化。對此，筆者已有專文論述（“中美關係正在發生的重要變化及其前景”《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7月號），茲不贅述。在這一背景上，一年半以來美台關係也發生了重要變化，並在2017年12月以後密集發生的中美重大摩擦中表現。
1. 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重新重視美台關係的戰略意義
美國插手干涉台灣問題以來，美台關係對於台、美各有不同的重要性和戰略意義。對於歷屆台灣當局，美台關係一直是他們得以拒統最重要的外部支撐。所以，他們必然始終高度重視美台關係的戰略意義。對於美國，台灣和美台關係則始終是他們處理中美關係的籌碼，所以隨中美關係的變化，主要是中美對抗嚴重程度的變化，美台關係對美國的重要性和戰略意義必然有明顯變化。
筆者曾撰文指出，以1979年1月中美建交為分界點，此前的1949年至1978年，中美關係是全面、嚴重的對抗關係，美國重視美台關係的戰略意義。美台關係的主題是美國保護（主要是直接的軍事保護）、支持台灣；1979年至2016年，中美關係先後經歷了非結盟的盟國關係、競爭—合作關係，美國對美台關係的戰略意義，明顯有不同程度的忽視（請見《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10月號“美台關係變化趨勢及其前景”）。但是，2017年1月特執政以來的事實表明，美國已經開始重新重視美台關係的戰略意義。這在2017年12月18日特提交的，其任期的第一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有集中表現。由此可以認為，美台關係正在發生中美建交以來最重要的變化。
按照1986年通過的《戈德華特——尼克爾斯1986年國防部改組法》，美國總統應每年向國會提交一份綜合性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但實際上迄今衹有里根、老布什、克林頓三位總統每年提交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而小布什、奧巴馬二位則是每個任期，即每四年提交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筆者注），筆者查閱了1987年至2015年，五位美國總統提交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發現，在小布什總統之前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衹有個別年份中有極簡單涉台內容；小布什和奧巴馬的四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2002、2006、2010、2015年——筆者注），其中兩份（2006、2010年）有涉台內容。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涉台內容基本雷同。主要是，表示要保持與台灣的“友好關係”、強調維持台海和平穩定，以及兩岸關係的緩和。此外，從2000年開始，美國國防部每年向國會提交一份《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力報告》。迄今所提出的報告中，都有涉台內容，但都可視為“技術性”內容，即主要分析兩岸軍力差距。明顯不具戰略意義。顯然，這些正反映了，本文前述的，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對美台關係戰略意義的長期忽視。
2017年 12月18日特提交了他執政後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與其多位前任，包括前任的共和黨總統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比較，特這份報告在不少方面有重要調整。限於本文主題，筆者僅對其中涉中、涉台部分做簡要分析。特在其報告中明確提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已經不是國際恐怖主義活動，而是“激烈的大國競爭”。中、俄作為“修正主義國家”，已經成為美國“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這是從1987年里根提交的美國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到2015年奧巴馬提交的最新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從未有過的對中國和中美關係的判斷。於此同時，特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台灣的判斷，進而對美台關係的判斷，也相應出現微妙的，然而又十分重要的變化。主要是，在特的這份報告的論述中，將傳統的亞太地區改為印太地區的同時，也把涉台內容列入“印太地區”，並且在強調美台有共同價值觀的同時，強調要加強台灣“防禦能力”，以強化台灣的“反遏制能力”。這些都列入特這份報告的“印太戰略”部分，顯然蘊含著把台灣納入美國推行的印太戰略的意圖。這與特之前幾任總統，從里根到奧巴馬都不同，他們把台灣排除在他們推行的美國的主要戰略之外，無論是新太平洋共同體、國際反恐，還是亞太再平衡。這種變化清楚反映了特執政以來，重新重視台灣和其他美台關係戰略意義的動向。
特朗普重新重視美台關係的戰略意義，還衹是開始，但十分值得重視。因為這意味著，中美建交以來的美台關係開始了最重要變化。特重新重視美台關係的戰略意義，明顯是中美競爭加劇的結果，而美台關係戰略意義的強化，又必將對中美關係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實際上，這是最需要予以重視的。
2. 強調保持台海和兩岸關係現狀，強化對台灣的支持
如本文前述，1979年初美台斷交以來，雙方關係的主題由美國保護、支持台灣；改變為支持，但不直接軍事保護台灣。近40年來，雖然美台關係多有起伏，但這一主題基本保持。特執政以來，不斷強化了對台灣的支持。最值得關注的是，特的國防部、國務院高官紛紛強調，“保持台海和兩岸關係現狀”，以此為藉口，強化對台灣的支持。
2005年左右，小布什針對阿扁大搞“入聯公投”，導致兩岸關係嚴重惡化、台海局勢高度緊張，對小布什的國際反恐戰略形成了干擾，在斥責阿扁是“麻煩製造者”的同時，還提出“反對海峽兩岸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 顯然，小布什提出的“反對改變現狀”，明顯是企圖管控陳的台獨言行。但特的高官們稱“保持台海和兩岸關係現狀”，則明顯是企圖遏阻大陸推進統一大業，為美國支持台灣製造藉口。這實際上是模糊支持台灣與保護台灣的界限，已具有保護台灣的意圖。
特執政一年半以來，在“保護台海和兩岸關係現狀”的藉口下，美台軍事安全合作不斷有所強化，已成為美台關係的突出重點。首先是美國對台軍售。從1979年1月中美建交開始，近四十年中美國對台軍售一直是美台關係的重點，是美國支持台灣的主要表現，也是不斷引發中美摩擦的主要熱點問題之一。特執政後，美國對台軍售不僅持續進行，而且出現值得重視的變化跡象：2018年4月，美國務院批准對台轉移潛艇技術的“行銷核准證”， 為向台提供重要軍工技術，支持台“自主增強防衛能力”，開闢了新通道。美台的軍事安全合作也出現新動向：2017年12月12日，特簽署《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寫入了“美台軍艦互泊”、 推動美國對台軍售常態化、“邀請台灣參加紅旗軍演”等內容；2018年6月，美台“國防產業”論壇首次在台舉辦，美退役高級將領赴台出席；正在美國國會醞釀的，《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進一步提出，美軍參加台軍“漢光”演習，美軍醫療船訪台等。
事實清楚表明，迄今特政府的高官們，頻頻利用“保護台海和兩岸關係現狀”，作為強化支持台灣的藉口，越來越明顯地模糊“支持”與“保護”的界限。可以預料，他們企圖利用這一藉口，在不突破不直接軍事保護台灣這一底線的同時，向台灣提供最大限度的“間接”保護。顯然，這是特政府重新重視台灣和美台關係戰略意義的一個重要表現。
3. 特朗普仍然注意避免在台灣問題上嚴重激怒中國，美國支持、但不直接軍事保護台灣的美台關係主題基本保持
2016年12月3日，特勝選未滿一個月，即接聽蔡英文總統電話，與之通話十分鐘。事後特多方為自己辯解，但中方的嚴厲反應，使其對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嚴正立場有了較深刻瞭解，從而比較謹慎起來。從2017年2月1日，第一次特習通話開始，每次特習通話，特別是2017年4月6日至8日的習特海湖莊園會晤和2017年11月8日至10日的習特北京會談中，特都明確表示，“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同時在具體的涉台問題上，也採取了較為謹慎的做法。2018年3月16日《與台灣交往法》通過後，迄今美國僅有副助理國務卿、副助理部長等層級官員訪台，沒有突破此前赴台官員層級；AIT台北內湖新館啟用，沒有如外界猜測的，美海軍陸戰隊進駐，也沒有閣員出席啟用儀式。正是因為上述情況，特執政一年半以來，台灣問題沒有直接導致中美之間的嚴重摩擦。
特執政後，一方面重新重視美台關係的戰略意義，強化對台灣的支持，另一方面在處理具體的涉台問題時，仍然相對謹慎，避免在台灣問題上嚴重激怒中國，主要是避免直接嚴重損害一中政策。這兩方面看似矛盾，但實際上這卻是特朗普、甚至所有的美國執政者，面對中美關係中的台灣問題必然的政策選擇。即使在1949年到1978年中美嚴重對抗的年代也是如此，杜魯門否決蔣介石派軍赴朝參戰的要求；艾森豪威爾堅持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不包括大陸沿海島嶼；1958年金門炮戰時期，一旦解放軍炮擊，美軍護航軍艦立即後撤至12海里大陸領海線之外等等，都是典型事例。1979年1月中美建交後，類似事例更是不勝枚舉。這些不僅充分表現了美國插手干涉台灣問題，衹是出於美國自身的利益，而且還充分反映了，美國決策者在深層次上對於為台灣問題，與中國發生嚴重衝突，始終存在無法消除的嚴重顧慮。
實際上，上述特執政後體現其重新重視美台關係的主要動作，包括通過《2018年國防授權法案》、《與台灣交往法》、強化美台軍事安全合作等，與比較謹慎地處理中美關係中具體的涉台事務，共同構成了特朗普處理中美關係中台灣問題的政策—策略體系。根據事實，筆者可以合理推測，特可能的企圖是，通過前述動作，形成“引而不發”的態勢，以爭取其在中美關係的台灣問題中的主導地位，同時通過謹慎處理具體事務保持這種地位。這清楚地表現了這位“商人總統”的“漫天要價，就地還錢”的“交易藝術”。
二、影響特朗普執政後美台關係及其變化的主要因素
1949年以來的事實清楚顯示，美台關係從來就是中美關係的一部分，從屬於、服從於中美關係。所以，中美關係及其主要影響因素，都必然是美台關係及其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特執政以來的事實已經表明，並將繼續表明，美台關係及其變化是中美關係變化及其它多個因素影響的結果。這些因素不僅各自分別影響美台關係，而且它們的影響還相互疊加，共同影響美台關係，從而導致美台關係及其變化更加錯綜複雜的局面。
1.中美摩擦加劇，中美關係中競爭的權重明顯增大，是特執政以來美台關係變化的主要背景。
2017年12月以來，中美之間密集發生了一系列重大摩擦，表明中美關係進入了，冷戰結束以來第三個摩擦多發期的高峰階段。對此，筆者已有專文論述（請見《中評月刊》2018年7月號“中美關係正在發生的重要變化及其前景”），茲不贅述，衹直接引用該文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重大摩擦中即包括涉台重大事態：2017年12月特簽署的《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及2018年3月特簽署的《與台灣交往法》等。顯然，特執政後中美關係中台灣問題的變化，或者說美台關係的變化不僅是中美摩擦明顯加劇的表現，而且還是摩擦加劇的結果。換言之，中美摩擦明顯加劇、中美關係中競爭權重明顯增大，是特執政以來美台關係變化的主要背景。
如本文前述，1979年1月中美建交後，中美關係即由此前的全面嚴重對抗，逐漸演變為相對穩定的競爭-合作關係。相應地，美台關係的主題也由此前的美國保護、支持台灣，演變為美國支持但不直接軍事保護台灣。但在過去的近四十年中，中美的競爭-合作關係從來不是靜止的，而是充滿起伏。每次大的起伏主要是中美競爭加劇，多與美台關係密切相關，或者由美台關係密切化引發，或者導致美台關係密切化。當然，也有不同情況，即中美合作增強，導致美台關係弱化。但大多數情況是前者，特執政以來發生的正是這種情況。在中美競爭加劇的形勢下，特為爭取對中國的競爭優勢，重新重視美台關係的戰略意義，以及強化對台灣的支持。但這恰恰表明，無論美台關係怎麼變化，台灣作為美國處理中美關係籌碼的角色、命運都沒有也不可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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