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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霸權軟權力的興衰之道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http://www.CRNTT.tw   2018-05-06 00:11:30
“中國夢”與“美國夢”能否連接?
  中評社╱題:美國霸權軟權力的興衰之道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作者:鄭保國(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對中國的啟示

  美國霸權軟權力隨美國霸權“民主性”之積極面的興衰而興衰,轉捩點是“9·11事件”。美國霸權“民主性”之積極面指美國霸權受美式民主的積極影響而在霸權體系內有一定積極作用和一定吸引力,主要體現為美國霸權的“民主制度性”,其式微是因為“9·11”以來美國內政外交的“新帝國化”和“特朗普外交革命”。美國霸權軟權力的興衰之道給和平崛起中的中國以正反兩方面的諸多啟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必須在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充分吸收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的基礎上,既借鑒美國霸權軟權力興盛的經驗,又以其衰落為戒,穩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與和平發展戰略,與世界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認為,美國霸權的“自由民主開放性”(即所謂“自由霸權”、“民主霸權”)和制度性(即所謂“制度霸權”)〔1〕使它獲得巨大軟權力。但是他也許故意忽視了美國霸權的排斥性、強制性,即把不接受西方民主或不願追隨美國的國家尤排斥在外,施以不同程度的敵對和強制,且在自由主義霸權體系內以形式上的民主施行一種文明等級制。換言之,美國霸權的所謂“民主性”既有積極面,也有消極面。因此準確地講,美國霸權軟權力來自其“民主性”的積極面(至於損害其軟權力的消極面不在本文討論之列)。那麼,什麼是美國霸權“民主性”的積極面?為何說美國霸權軟權力興於美國霸權“民主性”的積極面?它為何在“9·11時代”〔2〕不斷式微以致美國霸權軟權力逐漸衰落?美國霸權軟權力的興衰之道對中國有什麼啟示?

  一、美國霸權軟權力興於美國霸權“民主性”之積極面

  約瑟夫·奈於上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軟權力(soft power)概念指一國(通常為大國)以榜樣、威望、規範等非脅迫非暴力手段、方式吸引別國、影響別國行為乃至主導國際社會的能力,包括其政治價值觀的感召力、社會文化的吸引力、社會制度的影響力以及對國際規範的塑造力和對國際制度規則的操控力。作為美國霸權的非物質性構成要素和重要特點的軟權力,主要興於美國霸權“民主性”之積極面。所謂美國霸權“民主性”之積極面,是指美國霸權因受美式民主的積極影響而在其體系內有一定積極作用和吸引力,主要體現為美國霸權的“民主制度性”,即美國霸權奠基於美式民主價值觀和民主制度之上以及很大程度上由此決定的其國際制度性。換言之,以美式民主立國的美國於二戰結束前後在世界範圍內建立起美式民主影響下的制度性霸權,傾向於通過國際制度主導國際事務,在其霸權體系內與主要盟國實行一定程度民主協商,一定程度上在經貿和安全等領域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因而有利於其霸權體系內的和平穩定,對國際事務有一定積極作用。

  美國霸權的“民主制度性”表現為以聯合國為中心的世界政治規則與安全機制、以布雷頓森林體制及其後繼制度為基礎的國際金融經貿體制以及以北約、美日同盟等多邊、雙邊軍事聯盟為骨幹的區域性軍事同盟體系。二戰後美國主導構建並操控的國際制度網路是美國霸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獨特表現。“美國與以往霸權不同之處在於它不完全依靠軍事實力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而是想建立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制度化霸權體系。⋯⋯制度化的霸權體系是通過建立多數國家接受的國際規範,使美國的霸權政策合法化,以便得到較多國家的政治支持,減少霸權政策對武力的過分依賴。”〔3〕美國霸權的這一特性似乎為伊肯伯里等新自由國際主義學者把它定性為“自由民主霸權”提供了論據。伊肯伯里認為,美國外交本質上是重視國際制度建設的自由國際主義外交,即使美國現實主義霸權外交也具有多邊主義和民主制度特性。他認為二戰結束前後美國在建立其霸權之時,採取了有別於其外交傳統的多邊主義模式,並以兩筆現實主義交易為基礎:第一筆交易即美國向自己的歐亞夥伴提供安全保護和在開明世界經濟中進入美國市場、獲得美國技術和供應品的機會,作為回報,這些國家同意成為美國的穩定夥伴,向美國提供外交、經濟和後勤支持,以確立以美國為核心的戰後秩序;第二筆交易即歐亞國家同意美國發揮領導作用並在一個商定的政治經濟體系內行使。〔4〕

  美國霸權的“民主制度性”使它在其體系內具有一定“合法性”,從而增強了其軟權力。美式民主在美國霸權體系內被視為普世價值和具有“合法性”。而國際制度不僅是國際認可的產物,而且它本身構成對合法性的界定。〔5〕國際合法性是軟權力的主要來源。霸權國的軟權力必須以一定的“合法性”為基礎。為了成為世界領袖,美國在二戰後主導建立了以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為主體的自由國際主義秩序。在美蘇分道揚鑣和社會主義陣營初步形成後,美國把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當做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的嚴重威脅,領導西方世界以冷戰的方式全力遏制、演變社會主義陣營,以鞏固其西方領袖地位和保衛自由國際主義秩序。於是,法理上以聯合國為核心的戰後國際秩序隨之主要呈現為美蘇冷戰秩序和以美國為中心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美國在通過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等全球性國際制度操控國際事務、主導世界經濟的同時,通過旨在遏制社會主義的北約、美洲國家組織等地區性國際組織,與社會主義陣營以外的許多國家結成多個政治、安全共同體,對內實行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對外長期充當西方的政治經濟領袖和安全保護者。因此,美國霸權在非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眼中具有一定“合法性”。美國通過國際制度發揮國際主導作用和實現地區控制,對它認為的民主國家(主要是其盟國)比較講民主協商,聽取不同意見,實行某種集體決策,有時甚至容忍對其領袖地位的挑戰(如戴高樂的法國對美國的西方主導權的挑戰)。美國霸權這種形式上的進步一定程度上對它自身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有一定積極影響,因為主要通過國際制度解決國際問題、管控地區局勢,既有利於樹立美國的國際威望和良好國際形象,從而增強了其軟權力,又有利於一些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換言之,由於美國霸權既非主要表現為傳統霸權那樣的直接帝國統治、殖民奴役或軍事佔領,也非主要表現為蘇聯霸權那樣的家長式統治,而是主要通過一系列國際制度主導國際事務,通過在一定範圍內提供國際“公共產品”,贏得了許多國家的追隨和服從,因此二戰後美洲、西歐等完全處於美國霸權體系內的地區總體上保持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尤其是北大西洋地區國際關係民主化程度較高,這突顯出美國霸權的“民主性”之積極面,從而幫助維護了美國在西方陣營的霸權,也使它對“中間地帶”具有一定吸引力,從而在與蘇爭霸中較長時間處於較有利地位。

  美國霸權的“民主制度性”顯然源自美式民主,有其國內民主思想與民主制度作基礎。美國的民主思想與民主制度及總體上反殖民帝國主義的外交傳統使美國總體上拒絕傳統霸權的帝國性及其治理模式,或者說美式民主奠定了美國霸權的“民主制度性”基礎。“美國是較早的成文憲法制國家,其長期的憲政主義政治思想對其外交政策的制定有著深刻的影響。”〔6〕“這種政治影響使美國的霸權政策十分重視國際組織及有形與無形的國際規範與機制。”〔7〕伊肯伯里和約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認為,美國霸權是“一個模糊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界限的延伸性體制”,即美國民主體制蔓延到其外交中,使它在對外關係中尤其是在與其歐洲盟國打交道時搞民主,通過制度彼此約束。〔8〕這種觀點雖有誇張和溢美之嫌,但非全無道理。當然,美國霸權的“民主制度性”還有三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一是二戰後以慘痛傷亡和巨大物質損毀為代價終於取得了巨大進步的人類社會再也不能容忍武力佔領和殖民統治式的傳統帝國霸權模式;二是美國國力遙遙領先和加入國際制度的國家大多是西方民主國家〔9〕;三是美國是精於大戰略設計的國家,希望通過民主的制度方式把建立和維持霸權的成本最小化。

  此外,美式民主曾長期享有較好國際聲譽,成為不少走向現代化的國家心儀和倣傚的對象。儘管美國不顧別國國情的對外民主輸出尤其是武力輸出民主給一些國家造成損害甚至災難,從而有損美國霸權軟權力,但是基於其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對外民主輸出也得到一些國家的支持和接受,一定程度上又有利於增強美國霸權軟權力。儘管實際上美國對外政策以現實主義為主,在制度霸權之外也搞分而治之、離岸平衡,長期從事隱蔽戰爭甚至打代理人戰爭,但是作為西方“自由、民主、法治、多元、開放”公民社會的主要代表,美國長期以來以傳教士的救世使命與激情輸出美式民主,在對外關係中強調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其外交具有比較強烈的自由國際主義特性和理想主義色彩,與歷史上歐洲列強主要在均勢政治中縱橫捭闔和爭奪海外殖民地的現實主義霸權外交明顯不同。正是這種不同使美國在世界上贏得了一定的價值感召力,一度佔據了道德高地,為它贏得了歷史上其他霸權國無法贏得的不少國家的價值認同與意識形態追隨。假如沒有“威爾遜主義”和佛蘭克林·羅斯福經過“四大自由”演說和《大西洋憲章》之類宣言提出並弘揚的基本價值,美國即使有首屈一指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也難以擁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它呈現出的那種世界權勢和影響。〔10〕美國前總統卡特自豪地說,“什麼時候道德和保衛自由民主的決心在我們的外交政策中得到最為明確的強調,什麼時候我們的國家就最為強大而有效。”〔11〕

  所以,美國參加二戰後,它不僅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力之一,而且成為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在美蘇爭奪世界霸權的冷戰期間,美國的軟實力大於蘇聯的軟實力。雖然二戰後社會主義陣營逐漸壯大,但是不少國家在美國影響下走上西式民主道路,加入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陣營。經過戰後近30年的美式民主擴展與共產主義發展之間的拉鋸,到1974年“民主化第三波”開始時,基本符合美國標準的“民主國家”達到39個。到1995年“民主化第三波”達到高潮時,“民主國家”增加到117個,在191個國家中的占比達61.3%,這一比例在1974年是27.5%。〔12〕冷戰結束後初期,無論縱向看還是橫向看,美國霸權軟權力皆無與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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