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訴案二審判決也表示：“‘中央閣員’如有風紀問題，‘總統’出面瞭解，併同‘行政院院長’處理，以解決政治風暴、維持政局安定、維護‘國家’利益，合於台灣近年來政治現象，與憲政體制不相違悖。”“聽聞黃世銘前‘檢察總長’報告後，立即召集‘行政院院長’、‘總統府’副秘書長，共同會商解決之道，符合台灣政治運作現況，在執政團隊開會之時，被告又未將相關秘密資料公開。”
簡單來說，這七位法官、三次無罪判決都認為：我是基於總統憲法上的權力與責任，審慎因應即將面臨的憲政風暴，採取必要而適當的行動。我沒有濫用總統的權力，我更沒有犯罪。
請請容我再說一次，不論過去、現在、未來，不論黨派，任何一位中華民國總統，在遇到涉及立法院長、反對黨大黨鞭、法務部長、高檢署檢察長集體關說司法個案的時候，他想到的，一定是如何處理即將面臨的憲政風暴，維護司法獨立與公正，而不是想去鬥倒誰。
很遺憾，台北地檢署一再漠視總統的權力與責任，漠視憲法第44條、第48條、大法官會議第585號解釋、第627號解釋，執意起訴，敗訴後又執意上訴。
憲法第44條的實例，我在先前已提出陳述意見狀中，詳細說明我任內每週“五人小組”會議及每年兩次五院院長座談會開會的情形，也舉出四個實例（軍公教勞年金改革方案、會計法修正覆議案、何鳳山大使平反案、警察人事官職等調整問題），其中包括立法院一例，考試院二例，監察院一例，各例均與行政院有關，這些實例的內容不同，提出及處理之方式亦不同，因為憲法就第44條總統院際爭執調解權，並未規定具體方式，行憲以來，亦未有大法官會議解釋，或立法院立法，而係由總統依職權個案決定。
除我任內的實例外，蔡英文總統自去年五月上任以來，亦召開“執政決策協調會議”，而就司法改革國是會議，蔡英文總統亦明確表示“司改的工作橫跨五院的權責，這牽涉到跨院際的協調。做為‘總統’，這是我的憲政責任。我會把院際協調的工作做好，協助五院做好橫向的溝通，並且掌握具體的進度。”，司法改革工作雖然還沒開始，爭議雖然還沒發生，但蔡英文總統已經準備跨院際的協調。
這些實例，正是原審判決第26頁所指：“院與院間之爭執，當即包含法律上爭議或事實上之爭執，更非限於已經發生各執己見、相互杯葛之紛爭，潛在、可能發生之爭議自當包含其中，一旦遇有有院際間重大爭議而‘憲法’並無特別規定解決方式時，‘總統’自得與各相關院長會商，使紛爭儘早消弭於無形，以維憲政安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