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實施平臺是“粵港澳大灣區”——回歸以來，香港曾經擁有主動介入珠三角經濟發展、實現良性互補、為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夯實基礎的良機。但是由於當時特區政府少數高級公務員對內地心存歧見，失去了低成本利用內地資源的機會。以目前的局勢看，依靠香港內生動力主動推行“融合發展”，可能性不大，需要具體規劃設計進行外力拉動。這個具體規劃設計，從目前看只能依靠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2017年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的粵港澳大灣區。而據報道，《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已於6月底上報國家發改委①。通過外力驅動使香港全面參與這個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實現人員、資金等全方位的融合發展，對幫助絕大多數港人分享國家發展成就、獲得“國民身份”，進而形成國家認同和“國家觀念”，構築堅實的超越非建制力量的愛國愛港選民基礎，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歷史意義。
對港頂層設計的核心思想，已經落在“融合發展”方略上。因為只有通過“融合”，落實“國民身份”，才能強化香港社會大多數選民個體與國家的聯繫，從法定身份地位上強化國家認同；只有實現“發展”，讓香港的普通選民分享國家經濟強化的紅利，才容易從內心滋生國家認同的意願，並最終形成穩固的“國家觀念”。
“穩”字意涵豐富 需要高度重視
而習近平主席機場講話中，“行穩致遠”的“穩”字，值得香港社會包括內地涉港部門關注。
毫無疑問，“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離不開“穩”字，很難想像一個動蕩甚至動亂不止的香港，能夠正面展示“一國兩制”的成功。甚至可以說，“亂”象不止，才是那些不希望“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激進反對勢力所希望的。
既然“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離不開“穩”，那麼如何實現“穩”就是必須思考的問題。僅從民選議員的角度說，香港已經進入選舉社會，隨著時間推移，通過直選進入香港立法會的議員比例必定越來越高，直至最後全面實現直選。只要這個過程不可逆，那麼如何保障直選議員中被愛國愛港選民推送進入立法會的比例能夠保持大多數甚至超過三分之二，乃是維持香港立法會這個重要政制架構穩定運轉的關鍵。
毋庸諱言，目前面臨的局面並不樂觀。假設馬上廢除功能組別，全面實現直選，建制派能否在立法會內過半都很是問題。
所以，在功能組別面臨壓力或者說從長遠看必將逐步縮減比例的趨勢看，如何擴大並形成穩固的選民基礎、保證愛國愛港群體投票選出的議員能夠在立法會保持優勢，是香港社會未來能否保持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
需要經由國家認同形成“國家觀念”
那麼，在目前傳媒、大學中學教育、司法都由非建制佔優的不利環境下，如何實現這種保障？換句話說，就是如何讓愛國愛港選民在香港有效選民中佔據大多數，也就是讓大多數港人接受國家認同，具有“國家觀念”。
習近平主席強調“確保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張德江委員長要求港人要“樹立國家觀念”，是對香港提出了非常重要、也非常明確的目標和要求。這種理想狀態不會自動實現，相關涉港部門需要在能夠由內地主導的領域做出相應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滿足要求、達至目標。我們必須承認當前的現實，由於當今香港的教育、傳媒、司法都處於非建制力量佔優的狀態，港人片面接受內地負面信息的機會遠比正面信息為多，這種負面信息對整體教育程度偏低的香港普羅大眾，特別是年輕人，自然起著“潛移默化”的負面作用。而“潛移默化”的負面政治結果，已經通過近年的選舉展示其嚴重性：那就是新增選民中絕大多數選擇了支持非建制候選人。
現實地看，目前選民的政治傾向，在50嵗以上的選民中，愛國愛港選民所佔比例相對較高；而在30嵗以下的選民中，支持非建制候選人的比例明顯佔優。而年齡段之所以能夠作為一個重要分界，與香港的教育、媒體生態密切關聯，更與“隔代港人”的“家、國失聯”有很大關係。考慮到具有比較濃重的“家國情懷”的老一代逐漸從社會中心撤出，而“家、國失聯”新增選民逐步成為社會的主流，這種趨勢令人擔憂。
落實“國民身份”、享受“國民待遇”、培植國家認同
很明顯，一家之中的兄弟姐妹之間的直系親緣關係一般是比較密切的，但是他們的下一代往往就開始疏離，各自發展更為重視的人際關係。香港年輕一代與內地的情感維繫主要建基於上一代的家園與親緣關係，本身與內地的關係是脆弱的。特別是在世界觀形成的年齡，香港的年輕人更多地接受了關於內地的負面信息，且他或她本身與內地並無身份關聯，親緣也屬於間接性的，內地對他或她來說並無家園的記憶，且自己的上一代也因為戶籍制度失去了內地身份，就使得年輕人很容易對內地抱持“我的生活與你無關”的態度。
雖然按照《基本法》，絕大多數香港年輕一代作為香港公民也屬於“中國公民”，但是他們自出生起並未享受真正的“國民待遇”，對“國民身份”並無感覺，如果沒有父母的強力引導，“國家觀念”也就無從談起。客觀地說，不真正落實“國民待遇”、不真正解決“國民身份”的問題，國家認同就缺乏誘因、難以自發生成，也就無法達至“樹立國家觀念”的要求。而如果大多數港人不能“樹立國家觀念”，愛國愛港的選民基礎也就無法形成優勢。在立法權力被英國在撤退前刻意設計、擴大到已經足以鉗制行政的香港，如果愛國愛港選民不能佔據多數，不僅無法保證立法會議事廳的正常運作，也難以通過立法與司法對 “港獨”形成有效遏制；如果不能對“港獨”言行形成有效遏制，不能有效縮限“港獨”的滋生土壤與活動空間，激進分離勢力及某些境外反華勢力支持的香港政治力量，就必然會興風作浪。這樣，香港的“穩定”必然無法保證，就會很快干擾香港的經濟。沒有“繁榮”，香港社會不可能“穩定”；而沒有“穩定”，也就難以實現“繁榮”。如果香港墮入這種“惡性循環”，“一國兩制”還有什麼可能“行穩致遠”？
所以，為了“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就必須讓大多數港人“樹立國家觀念”；而為了能夠讓大多數港人“樹立國家觀念”，就必須首先實現國家認同；為了實現國家認同，就必須讓絕大多數港人“真正享有國民待遇”，讓握有選票的大多數港人都能夠分享國家發展的好處。
結語
習近平主席的“融合發展”理論，已經為合資格港人落實“國民待遇”—實現國家認同--“樹立國家觀念”奠定了理論基礎。可以說，“融合發展”理論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理論創新，是對“一國兩制”長期實踐的經驗總結與教訓吸取，對於“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具有重大的現實價值與歷史意義。
應該看到，國家發展、兩岸關係、對港對澳，習近平主席都是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宏大目標來謀劃未來的，是希望通過建設命運共同體的方式、在民族復興的過程中來解決國家統一的問題及統一後的發展問題。現在理論基礎、目標和路徑，都已經具備，端視涉港各界如何根據融合發展的理論，迅速藉助融合平臺步入能夠“確保”的正確路徑，從而達致“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目標。
註釋
①新華社旗下的《經濟參考報》報道，廣東省發改委副主任吳維保日前在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揭牌時透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已於6月底上報國家發改委。大灣區的規劃範圍包括廣東省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9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規劃涉及的重大基礎設施、重點發展平臺、重要經貿合作等自然延伸、輻射到泛珠三角等其他區域。參與規劃編制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張曉強透露，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目標是到2020年國際一流灣區基本形成，世界級城市群的框架基本確立；2030年位居全球灣區榜首，成為全球先進製造業中心、全球重要創新中心、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參與全球合作與競爭的能力大幅躍升，躋身世界知名城市群前列。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8月號，總第23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