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進黨構建威權體制的主要策略
從蔣介石時期“白色恐怖”到蔣經國時期“解除戒嚴”，台灣地區的民主體制逐步邁入正軌。但歷經民進黨三次執政後，島內“白色恐怖”氛圍不斷濃厚，正在重回威權體制。這是民進黨精心操弄的結果，其主要策略有：
（一）以民主的名義在島內製造分裂和對抗
在台灣開啓所謂民選政治之前，其同質性一直是培植台灣社會凝聚力和集體情感的主要“粘合劑”。但近年來，自由主義和差異主義在台灣社會盛行，甚至成為具有霸權性質的政治範式，這也逐漸消解了台灣社會的同質性。
一是大衆民主淪為社會民粹。民進黨對選民進行精細劃分，針對不同身份的群體采取不同的施政策略，以穩固執政地位。“身份政治導致民粹主義和政治極化泛濫，衝擊并削弱了整個治理體系，進而開啓了政治衰敗的進程。”④民進黨也利用身份危機攪動島內族群對立，擴大身份政治的分裂。
二是“統獨”加劇選舉異化。民進黨將“統獨牌”視為“神主牌”，為了贏得選舉，每次選舉時，都會猛烈操弄，上演意識形態“政治秀”，利用各種情緒性議題來綁架選民，使得選舉成為了“統獨”對決，而非選賢與能。上台執政後，當台灣民衆對民進黨當局的執政產生不滿時，民進黨當局又利用“統獨”矛盾來模糊焦點和轉移視綫，為了實現自身利益不惜以犧牲更廣泛的公衆利益為代價。
三是利用社會分裂謀取選舉私利。民進黨利用選民身份來製造差異對立和標簽分化，實現政治動員。這種操作方法，無疑會導致身份政治的放大與固化，加劇台灣的分裂。如此一來，台灣選舉與社會分裂就形成了螺旋下沉的惡性循環結構，即台灣每經歷一次選舉，就會加劇一次社會分裂。
（二）瓦解兩黨輪替制結構體系
對於2024年“大選”，民進黨的圖謀并不完全在於勝選，而在於通過固化執政權來實現長期執政，并以民主的名義來落實專政。
一是以“民主名義”打壓政治對手。在民進黨盤算中，衹要能把國民黨置於死地，民進黨就可以長期執政。為了達到目的，民進黨通過“不當黨產條例”、成立“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將國民黨的黨產全部充公。2024年“大選”結束後，民進黨當局仍不罷休，將國民黨156億新台幣的黨產“沒收”。此外，民進黨還通過了“轉型正義條例”，將國民黨打為“不正當”的負面形象，在道德層面對國民黨進行“清算”，拉高民衆對於國民黨的“仇恨值”。如此一來，民進黨就把國民黨置於了壓迫性結構或者說是“系統性歧視”。
二是民主進步黨淪為民主退步黨。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民進黨於上世紀80年代產生。民進黨的全稱為民主進步黨，但隨著幾次執政後，該黨大權獨攬，大開民主倒車，已經完全背離了建黨時的初衷，在黨內大搞“一言堂”和派系壟斷，在黨外大肆追殺其他政黨，在決策過程中大搞“黑箱政治”，濫用權力，既無民主，也無進步，徹底走向了民主的對立面，正在摧毀台灣建立近三十年的民主價值與民主機制。
三是台灣執政者的人格分裂。在台灣2024年“大選”候選人電視辯論會上，賴清德公然聲稱“中華民國會帶來災難”，之後雖然澄清說漏講憲法二字。但無論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都暴露了賴清德台獨底色和人格錯亂，證明他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很多人都質疑，既然不承認中華民國，為何還要競選中華民國總統，這背後顯然是一種政治投機在作祟。更為重要的是，根據台灣的政治體制，賴清德上台後幾乎是“有權無責”，即使出現重大風波，也可以由行政院長背鍋，這就有可能刺激賴清德成為“帝王式領導人”，進而做出更為激進誇張的決策。
（三）編織信息繭房與扭曲民衆認知
一是製造假消息。民進黨榨取政治利益的主要手法是利用民主等話語權對台灣人民進行政治誘騙，編造所謂“證據”製造“信息繭房”，藉此來愚弄民衆。2024年“大選”前幾天，民進黨將大陸發射的衛星編造為“導彈”，將假消息在島內四處擴散，在其“同溫層”中營造所謂“大陸霸淩台灣”的對抗氛圍，主要目的就是要製造“大陸威脅論”，煽動島內民衆“仇中”氛圍，進而激發“聚旗效應”為民進黨選舉服務。
二是豢養網軍。民進黨雖然以民主之名掌握了公權力，卻拒絕遵守民主原則和規範，利用人事任用權力逐步腐蝕民主建制，利用當局掌控的輿論和網軍左右選舉。民進黨每年耗費巨資豢養上萬網軍，不但控制媒體為民進黨選舉服務，而且直接參與各種暴力事件。如民進黨網軍頭目楊蕙如利用網絡論壇侮辱台當局“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蘇啓誠，導致蘇不堪壓力自殺。
三是媒體行銷。現代選舉經常成為“行銷與管理的馬戲”，⑤民進黨也深諳此道，通過製造熱點話題、造假數字和話術欺騙民衆，加大行銷。例如，2020、2021和2022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在世界的排名，分別是第12、63和136名，但賴清德卻說台灣是全世界第1名。島內民衆嘲笑他是到了“睜眼說瞎話的地步”。
三、對台灣政治體制的深層影響
民主化退潮的大勢，已然成為世界性症候，而台灣也是此番浪潮中的重要一環。台灣在民主的形式之下所衍生的治理缺失，現在被民主的周邊關聯詞彙如“自由”與“權利”所掩蓋。但治理退位之後，黨派利益就會躍升為政治的核心。台灣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民主煩惱”，民主制度不但沒有保障反而在壓制台灣民衆的自由、平等和台灣的發展。
（一）台式“民主”成為民衆“平等”的攔路虎
對於一個社會而言，過度的平等必然會導致集體的不作為，但過度的兩極分化也必然會導致社會的撕裂。
一是選舉變成“錢舉”。台灣的“民主選舉”表面上人人可以競選，但每個環節都是圍繞資本利益運作，候選人的廣告、演講乃至拉票花費動輒以數十億、上百億新台幣計算，遠遠超過普通民衆的承受能力。因此，台灣的“民主選舉”實質上就是金錢選舉和金錢民主，是被富人、權貴和媒體掌控和玩弄的一場豪華金錢游戲，就是一場“民主變‘選主’、選舉變‘錢舉’”的選舉秀。為了獲得競選經費，候選人使用各種手段籌措資金，如競選捐款、政治游說、政商“旋轉門”等，以至於利益輸送、黑金等也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乘機“洗白”而合法化。
二是利益集團的綁架。“金錢是選舉的氧氣”。⑥毫無疑問，資本的投入是要計算回報率的，候選人當選後自然要對金主投桃報李，為其牟利。對於2024年台灣“大選”，柯文哲坦承，“聽說至少要準備100億新台幣，如果沒有20億，連入場券都拿不到”。⑦如此迅猛膨脹的巨額競選費用背後是各種政治獻金，政治獻金的背後是“金主”們的利益要求，這就能够解釋，為何台灣黑社會橫行。民進黨儼然已經成為了黑社會的保護傘，許多黑惡勢力也藉助民進黨的公權力實現“漂白”，台灣的選舉由此也就出現了交易化、生意化和“錢多者勝出”的態勢。
三是想象的民主平等。很多台灣民衆誤以為，人人一票，彼此平等。但台灣經濟不平等的加劇事實上造成政治不平等的惡化，形式上普選權的實現并未實質上提升“大衆民主”的質量，代議制民主越來越被政治和經濟寡頭所操控。從現實來看，台灣寡頭對政策制定者的影響力遠遠超過普通選民，勝選者執政後對“金主”的回應也遠高於對普通民衆利益主張的回應。
（二）台式“民主”成為民衆“自由”的絆腳石
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曾提出“四大自由”，即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貧困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但今天，台灣的民主已經走向變質。
一是言論自由徒有其名。黨派利益和金錢政治成為壓在言論自由頭上的“兩座大山”，中天電視台被關是典型的案例。台灣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免於貧困的自由也不再可能。民進黨大肆推行“綠色恐怖”和“寒蟬效應”，導致台灣社會充斥著恐懼，“免於恐懼的自由”也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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