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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麗曼女士追思紀念集》 |
中評社╱題：“章麗曼：台灣‘女硬漢’” 作者：徐博東（北京），北京聯合大學教授
章麗曼，1924年出身於江西南昌的一個富紳之家。章家可說與國民黨的淵源極深：章麗曼的祖父章子昆，與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交好；父親章壯修，北伐軍尚未進入南昌城時就是國民黨的地下黨員，在南昌城內秘密做內應，被軍閥當局追緝，北伐後曾出任國民黨的土地局局長；三叔章益修，曾任國民黨江西省代理省黨部主委，抗戰時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新聞處少將處長，赴台後任國大代表；而王曉波的父親王建文，則是號稱蔣介石“鐵衛軍”的憲兵營長。可就是這樣一個出身於與國民黨淵源極深的家庭裡的章家小姐，卻和當時許多愛國青年一樣，反對國民黨蔣介石抗戰勝利後再度發動內戰……
王曉波的英雄母親
1988年暑假期間，我在北京友誼賓館舉辦的一場小型學術研討會上，有幸結識了來自台灣的著名統派學者王曉波。會後閑談時才得知，50年代初他在台中，因父母涉嫌“匪諜案”而落難，兄妹4人孤苦伶仃，嗷嗷待哺，不得不到台中育幼院申請當院外生，每個月領取二十塊錢的生活補助金勉強度日。真是無巧不成書，我的母親潘佩卿，此時恰好在台中育幼院當會計，負責發放院童的補助金。曉波聽我這麼說，心情格外激動，瞬間拉近了我倆之間的距離。打這之後，又經過幾次往來接觸，我和曉波兄遂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但對於他的家世，其實我知道得也并不多，衹知道他母親後來被國民黨槍斃，父親因受牽連而坐過牢。直到2001年8月18日，在曉波母親章麗曼殉難的地方——台北馬場町“白色恐怖紀念公園”，舉行了“章麗曼女士追思紀念會”。會後曉波兄來大陸，親手送給我他編的《章麗曼女士追思紀念集》。當晚，我一口氣讀完這本“紀念集”，掩卷良久，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靜。至此，我才真正瞭解了他英雄的母親、瞭解了他家的悲慘遭遇，同時也更瞭解了他王曉波本人！
事情還得從頭說起。
1953年元宵節的晚上，台中萬家燈火通明，鞭炮聲此起彼伏，王曉波全家老少在等爸爸王建文從台北回來過團圓節，可久久等不到，小孩子熬不住，衹好先睡了。王曉波回憶說：“第二天醒來，衹見家中一片淩亂，外婆不知所措的在那哭，媽媽不見了，剛滿月不久的小妹也不見了，衹剩下還在熟睡的大妹、二妹。經外婆解釋，才知道，昨天深夜來了一批憲兵，抄遍全家後，把媽帶走，為了喂乳，媽把小妹一起抱走。爸爸也在台北憲兵司令部被扣押了，所以，沒有回家過元宵節。”〔1〕
王曉波的父親王建文、母親章麗曼，他們為何被捕？父母親雙雙被捕入獄，留下王家老的老，小的小，一家5口驟然失去了生活來源，以後日子怎麼過？他們後來的命運又如何？
從富家小姐到革命者
章麗曼，1924年出身於江西南昌的一個富紳之家。章家可說與國民黨的淵源極深：章麗曼的祖父章子昆，與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交好；父親章壯修，北伐軍尚未進入南昌城時就是國民黨的地下黨員，在南昌城內秘密做內應，被軍閥當局追緝，北伐後曾出任國民黨的土地局局長；三叔章益修，曾任國民黨江西省代理省黨部主委，抗戰時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新聞處少將處長，赴台後任國大代表；而王曉波的父親王建文，則是號稱蔣介石“鐵衛軍”的憲兵營長。〔2〕
可就是這樣一個出身於與國民黨淵源極深的家庭裡的章家小姐，卻和當時許多愛國青年一樣，反對國民黨蔣介石抗戰勝利後再度發動內戰。
據和章麗曼關係密切的她的小弟章仲禹所說，早年章麗曼就讀於南昌市環湖路小學，日寇入侵中國後，他們進住設在福建永安的流亡學生收容總站，過著極其艱苦的流亡生活。其後章麗曼考入九江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與國民黨軍官王建文結婚，爾後她隨丈夫的部隊調防到大後方重慶，先後在臨江門小學教書、朝天門郵局工作。抗戰勝利後到上海，先後在上海北站郵局、上海郵政儲金匯業局任職。1948年，丈夫王建文被派往台灣花蓮訓練新兵，章麗曼把兒子王曉波和兩個女兒以及照顧孩子的母親陸佩蘭送到台灣，而她自己由於在上海的工資是丈夫的三倍，捨不得丟掉這份工作，於是她又回到了上海。〔3〕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兩岸往來斷絕，不久章麗曼被所在單位辭退，失去了工作。判決書上說：“迄同年8月，上海新聞專校改為偽上海華東新聞學院，開始招生，章以原職辭退，且素愛文藝，思想左傾，乃考進就讀。迨年底結業，匪認章為小資產階級，思想模棱，被派為預備隊工作，心殊怏怏。”1950年2月，新聞學院教務主任黃忠，“偵知其思家心切與家庭環境，遂乘其弱點，利用其來台為匪工作。當時章以丈夫個性固執且自性（認）不適此項工作而與婉辭。惟匪幹黃忠多方誘惑鼓勵，勉予應承。”〔4〕
對於章麗曼從上海華東新聞學院結業後的工作去向，她的姐姐章麗絲卻有不同說法。章麗絲在1967年4月12日“文革”中寫的一份申述材料中說：章麗曼“解放後仍在上海工作，她在上海寫信告訴過我，說她到華東新聞學院學習，後在新華社做記者，派至台灣工作委員會工作……”。章麗絲在寫這份“申述”材料時，并不知道妹妹在台灣早已犧牲，也不清楚妹妹的真實身份。〔5〕而判決書上對於章麗曼曾經當過“新華社記者”，并“派至台灣工作委員會工作”，這樣重要的經歷均不掌握，這很可能是章麗曼被捕後故意隱瞞，沒有如實交代。
據悉，上海“華東新聞學院”的前身并非“上海新聞專校”，而是“華東解放軍新聞幹部學校”，這是一所為中共培養新聞力量的學校，這所學校後被并入復旦大學新聞系。而眾所周知，解放初期的新華社不完全是純粹的新聞機構。至於“台灣工作委員會”，則是中共在台灣的最高領導機構。倘若章麗曼身份真如她姐姐所說，再結合她被捕後的表現（見下文），那她之所以赴台，恐怕就不單單是“思想左傾”和“思家心切”那麼簡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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