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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安克雷奇對話既是對過往的總結，也是新的起點。 |
中評社╱題：“安克雷奇對話”後的中美關係 作者：楊楠（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要】中美兩國應當進一步發揮負責任大國的義務，藉由外交渠道，重新建立新的聯合框架，系統性確立未來戰略競爭的行為邊界，設置多軌危機管控與治理機制，從而確保雙方的長期戰略穩定性。這一模式被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稱為“有管控的戰略競爭”。當前的中美兩國均有條件構建更有彈性的雙邊關係，有能力在承認彼此分歧的基礎上調和雙邊芥蒂，更具有將這種互動模式作為“新常態”的心理準備。中國方面早已意識到搭建這種機制的重要性，外長王毅於2020年7月就提出了旨在對不穩定雙邊關係進行管理的新框架，但卻被特朗普政府所忽略。此次“安布雷奇對話”表明，儘管拜登政府總體上仍處於對其前任對華政策的評估之中，但卻已做出響應這一框架的姿態。從這個意義上講，“安克雷奇對話”既是過去三年中美關係的小結，也是未來四年雙邊發展的起點。
2021年3月18日至19日，美國阿拉斯加州首府安克雷奇聚焦了全球各界的目光。人們高度關注在此舉行的中美高層戰略對話，并爭相研判會晤中所傳遞出的信息。鑒於此前中美兩國“近似冰點”的雙邊關係，對話之路似乎從一開始就注定荊棘密布；雙方在開場後旋即展開的激烈交鋒令公衆嘩然，并迅速引發部分輿論對於中美關係的悲觀判斷。然而，若是從更為宏觀的視角俯瞰此次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雙邊會晤，就會發現相關的“悲觀論”有其局限性，從某種意義上忽略了戰略對話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意蘊。如何客觀地評估此次會談之於中美關係的重要意義，怎樣看待會晤所折射出的拜登政府對華戰略考量，成為當前亟待回答的關鍵問題。
一、“安克雷奇對話”對當前中美關係的意義
作為全球範圍內最為重要的兩大經濟體和技術強國，中國與美國都在當今國際體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而雙邊關係的發展也將對全球格局產生重要的塑造性作用。儘管長期在多個領域存在分歧，但為確保雙邊關係的穩定和良性發展，兩國選擇共同塑造以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為“樞軸”的“對話機制體系”，并藉此釋放雙邊關係中的壓力，緩解并彌合彼此存在的分歧。2016年6月，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代表楊潔篪與美國總統奧巴馬特別代表約翰·克里的共同主持下，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順利落幕，并最終形成了多達120項具體成果的“長清單”。①這一成果標記著兩國對話機制發展史的“高峰”，其中既含有戰略層面的規劃，又具備操作層面的考量，是確保雙邊關係穩定增進的系統性“指南”。
2017年，特朗普攜其“美國第一”的執政理念入主白宮，并迅速就中美貿易投資問題做出多次負面表態。雙邊關係開始表現出不穩定性，舊有對話機制體系迅速呈現“崩塌”之勢。對此，兩國也曾嘗試修復該體系，并一度重新建立了包括外交安全、全面經濟、執法及網絡安全、社會和人文在內的四個高級別對話機制。然而，在特朗普及其政府決意開展全面對華戰略競爭的執念之下，中美之間最後的“減壓閥”也失去效用，雙邊關係急劇惡化。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人們赫然發現，兩國間的對話機制已經退化到無以復加；即便是針對公共衛生治理這一合作面遠大於競爭面的議題，雙方也無法實現有效的溝通。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中美兩國之間的“無綫電靜默”狀態持續了長達三年之久，不單導致兩國的緊張態勢持續升級，更引發全球其他國家的關注和擔憂。據世界經濟論壇援引的研究報告預測，美國對華不斷升級的“關稅戰”將給世界造成近6000億美元的損失，同時也令近年來本就遭遇逆退的全球化進程“雪上加霜”。②正因如此，在拜登執政後，有關中美重新開展對話的猜測在全球範圍內此起彼伏。基於美國新任總統的建制派執政理念，以及華盛頓日趨成型的專業化政策班底，各國政界與學界紛紛做出預判，認同拜登政府將采取有別於特朗普執政時期“近乎偏執”的高烈度對華遏制政策，回歸中美之間應有的理性競合軌道。而為了實現該目標，一個有效且能逆轉時局的“拐點”是十分必要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美方邀請中國在兩國太平洋航綫的“中轉站”安克雷奇舉行會議，無疑有其特殊內涵。此次對話雖然是一次旨在“破冰”的相互試探，但卻很可能將成為勾勒未來四年中美雙邊關係嶄新輪廓的第一筆。
首先，“安克雷奇對話”為兩國播下了重建雙邊對話機制的“種子”。有效的溝通和對話機制有助於化解戰略誤判，是確保大國戰略穩定性的先決條件。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單方面放棄相關機制，不僅為其國內對華鷹派預留大量臆想空間，同時也令中美關係在下行軌道上呈現“自由落體”之勢。反觀安克雷奇會議，儘管兩國在多個問題方面仍表現出明顯分歧，但雙方仍在至關重要的一點上表現出趨同的意願，即彼此應當迅速在特朗普時代的“廢墟之上”恢復雙邊對話機制。會議結束後，雙方一致承認此次會談作為“聆聽和理解彼此不滿”之平台所體現出的重要性。中國代表楊潔篪國務委員向媒體表示，會談是“直接、坦率和建設性的”；③美國代表布林肯國務卿也指出，此次對話是一次“實質性、認真和直接”的互動。雙方均表示同意延續高層戰略溝通，開啓了一條雖顯坎坷但卻蘊含轉機的通路。
其次，“安克雷奇對話”為雙方提供了平台以展示自身“紅綫”。“戰略迷霧”能否最終被驅散，取決於雙方是否可以在彼此接觸的基礎上，坦率并準確地向對方傳達自身的意圖和底綫。20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與60年代的古巴導彈危機證明，國家旨在洞悉對方意圖的接觸往往伴隨著危機和摩擦，其間不僅大量資源被無謂消耗，同時雙方也時刻承擔著因戰略誤判所帶來的巨大風險。此次“安克雷奇對話”則有效避免了這種情況的發生。會議開始前，兩國已清醒地認識到彼此在多個議題領域的互不兼容性。在開場階段，雙方的齟齬更像是一種長期積蓄壓力後的釋放，此後便迅速恢復正軌，開誠布公，將矛盾擺上台面，承認彼此關係的矛盾點。楊潔篪所強調的中美平等關係，實際上是探尋競爭時期兩國新互動模式的前提步驟。
最後，“安克雷奇對話”為雙邊關係改善提供了有效的“地基”。令人欣慰的是，兩方并未因會談之初的“劍拔弩張”而就地“談崩”，雙方在總體上也沒有偏離外交軌道，而是回歸理性、延續談判，并在會後做出相對積極的表態。這表明，兩國都深知修復中美關係的重要意義，嘗試將重心逐步回調至探尋避免零和競爭、有效解決分歧的正確道路，并以更為理性和審慎的目光看待雙邊關係。在“安克雷奇對話”的地基之上，中美兩國仍面臨著長期、持久且充滿不確定性的修復任務。因此，此次對話絕非能够一次性解決問題的“終極會談”，直接拋出問題比勉強達成低端共識更有意義。正如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托馬斯·賴特所述：“如果會議一如既往地發表了‘合作宣言’，那毫無疑問將是一次失敗。”④
二、“安克雷奇對話”與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考量
此次中美高層戰略對話具有極強的探索性。會議沒有規定明確的議程，亦缺少一個完美的結果。印刻在全球觀衆腦海中的，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對中國無端指責，以及中方堅決予以駁斥的畫面。此次會晤前，拜登政府將政策重心聚焦於抵抗疫情，并收拾特朗普在選舉進程中所遺留下的“一地雞毛”。在對華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宣誓延續對華施壓的總體趨勢，并陸續訴諸多項支撑性舉措。在這一過程中，一套系統化的對華戰略規劃也開始逐漸浮出水面。
會議開始時，美方代表布林肯指責中國威脅到了當前建立在規則基礎上的秩序，并對中國內政進行無理干涉，言辭間很容易令人們回想起3月初美國政府所發布《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中的內容。這是拜登任期內首份有關國際問題的政策指導性文件，意圖儘快扭轉特朗普政府時期危及美國內政外交方面的負面影響，并為未來《國家安全戰略》的出台做好鋪墊。可以看到的是，這份文件對中國著墨頗多，不僅將中國明確定位為“唯一具有綜合實力挑戰美國所主導國際體制的競爭者”，也悉數列舉了雙方存在重大分歧的具體領域，雖缺乏有效化解這種分歧的細微思考，但卻足能體現出其戰略側重和所關注的優先事項。⑤總體看來，這是拜登政府執政百日之際所初步搭建的一個框架；而其最終演進為具有指導性含義的《國家安全戰略》，則仍需要更多的時間、精力和實踐來對現有內容進一步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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