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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瑜的崛起是時勢與“英雄”個體的相互造就 |
中評社╱題：“韓流”論述、非傳統政治時代崛起與台灣選民的變化 作者：劉匡宇（北京），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韓國瑜在逆境中匯聚天時地利人和，用新形態選戰把有數十年在地根基的民進黨逼到牆角，甚至為其帶來了進取2020的政治想像，這既是台灣政治的一大“奇跡”，也為觀察者帶來了新的啟示。不過，高雄史無前例的勝選既是韓國瑜政治生命的高點，也是一個岔路口，“韓流”勃興的大語境是兩岸關係對台灣政治社會的影響深入肌理和骨髓，同時島內進入了“解嚴”後的第二次“政治祛魅”階段。未來，其將會扶搖直上，還是潛龍勿用，是否會引領“非傳統政治世代”成為台灣政治舞台主角，是對韓本人、對島內政治社會乃至兩岸關係的長期考驗。
一、“韓國瑜論述”之由來
韓國瑜的崛起是時勢與“英雄”個體的相互造就。韓順應並激發了島內呼喚新政治氛圍和“反對民進黨”的大環境，以及高雄民眾“換黨做”的潛意識，敏銳抓住“民不聊生、民心思變、民氣可用”的“新三民主義”，提出自己的論述，從而極大化有限資源，激發出民眾“義勇軍”式的支持，從而聚沙成海地形成“韓流”。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觀察“韓國瑜論述”的起源與發展：
首先，深度順應當前台灣的“庶民政治”浪潮。法國學者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一書，強勢將輿論焦點拉回到了自馬克思以降，長期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刻意忽略的“最魅惑最惡毒的分配問題”。其背景是在蘇聯解體後，自由主義全球化幾乎不受約束的擴張，產生了傳統體制和政治精英無法解決的全球性的貧富差距分化、中產階級萎縮和民眾相對被剝奪感增強等問題，民眾開始更多期待非傳統政治領袖顛覆現狀，在西方特定政治集團的推波助瀾下，造成反建制、反權威的民粹主義政治浪潮席捲全球。自特朗普“開罐”以來，在2017年的短暫間歇後，2018年全球性的民粹主義再度高漲，我們看到，反全球化的民粹力量讓英國“脫歐”進程陷入複雜僵局；恥與黑人為鄰、主張擊斃非法移民的高蘭德和德國選擇黨逼退了默克爾；勒龐之後，“黃背心”運動再度衝擊以馬克龍為代表的精英政治和老歐洲“鐵三角”；與法國人“五毛錢黃色革命”類似，韓國藝人的粉絲軍團也讓鄭宥拉炫富的偶發事件演變為促使朴槿惠下台的全民反政府示威。此外，義大利的格里洛、英國的科爾賓、西班牙的伊戈萊西亞斯和巴西的博索納羅都是這隻掀動全球政治海嘯的“章魚觸手”。
這一波民粹風潮也波及台灣。多年以來，島內“本土民粹主義”被李登輝、阿扁、林義雄等政客“半路騎劫”並“偽化”，逐漸演變為“反服貿學運”式的“民粹台獨”。然而在社交媒體帶來政治革新和“綠色執政”快速失靈的情況下，新一波全球民粹主義攪動和裹挾台灣被全球化邊緣化而產生的“亞洲孤兒”群體意識，及其固有的對立分裂、多元思潮和代議制民主等，推動了以“無色覺醒”為旗號的庶民政治運動，其主要特點是：尚未表現出強烈的種族主義、排外主義或宗教極端主義；權力通過選票分散下移，曾經沉默弱勢的平民在網絡時代獲得更多賦權，政治成為買方市場而主客勢易，政治人物需要更多迎合大眾口味選民開始跳脫藍綠格局而傾向“選人不選黨”，出現所謂“厭惡藍綠”現象；選舉開始從認同、族群和黨派廝殺的群體性“高政治”向“低政治”下沉，開始更多聚焦經濟民生和個體偏好，更具務實性。
台灣庶民政治運動在4年前首先催生了“柯文哲現象”，“韓流”則是其延續。柯是政治素人，其專業性、嚴謹性和施政成效是短板；韓也批藍打綠，但其政治經驗、嗅覺、論述和策略上對社會脈動的把握更精準、深刻。韓雖出身外省軍系，但不打“深藍牌”、不碰意識形態，而是言必談經濟民生，再加上對新形態政治宣傳手段的善用和鋪天蓋地的媒體報導，使其成為反權威、反傳統、重實利的庶民政治時代的優質偶像。
值得指出的是，庶民政治的另一個背景是藍綠兩黨在價值和政策上的“趨同”、“趨中”，雙方除了“九二共識”、“反台獨”等根本差異，其他領域都儘量向政治光譜中間靠攏，而將極端留給“第三勢力”等小黨。從這一角度而言，所謂“無色覺醒”並不完全等同於“反民進黨”，而是一種對傳統二元政黨政治的反對和對當前執政者的無差別批判。即使在“美麗島電子報”這樣的親綠智庫民調中，民進黨政黨好感度已經低於國民黨的情況下，“韓流”從高雄席捲全台，既是民眾對蔡當局執政的不滿，但也不能單純歸結為這就是“反綠反蔡”的力量，這也是為何輿論多指出，民進黨“九合一”選舉的慘敗，並不會全部自動轉化為國民黨的政治收益。
其次，韓國瑜選舉論述精準把握社會脈動和高雄民心。與多數政治人物的顯著不同是，韓國瑜在實踐中發展出一套講實話、辦實事、接地氣的論述體系，其清晰直白的訴求與草根粗獷語言風格直擊南部選民的痛點和口味，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政治話術和環環相扣的邏輯體系，爭取到了極大的關注和共鳴。
一是“拼經濟”直擊高雄痛點。“韓流”勃發和所映照的現實是高雄20多年的相對沒落。高雄本來資源豐富、產業結構完整並有海空港優勢，曾為台灣第二大都會、世界第三大貨櫃港；50年前，憑藉台灣第一個加工區成為經濟火車頭；20年前，承接“十大建設”，靠中油、中鋼與中船吸引“南漂”，平均所得全台第2。但是近30年來，高雄的港口經濟逐漸沒落，重工業先行導致產業結構積重難改。經過民進黨長期執政，到今年陳菊北上時，高雄已淪為人財兩缺的“荒城”。由於統籌分配稅款相對較低和缺乏新動能，衹能依賴固定資產投資，用負債3000億（新台幣，下同）換來“新南向蚊子館”遍地和市政出包弊案不斷；刁難企業導致台積電等投奔其他科技園區；自閉於大陸而讓觀光雪上加霜，連續假期空房數超萬間；缺少高薪、體面工作，平均薪資與台南並列“六都”末尾，低於台灣中線；空汙、治安、高物價等因素降低宜居程度，製造“文化荒漠”；“氣爆善款弊案”、“823水災”後5000路坑等更暴露出“綠色治理”無能。其結果是人口狀況的持續惡化，8年來僅增長73人，重工業集聚和“第二大城市”地位均被台中市後來居上。
韓國瑜將這一現象總結為“民進黨20年執政讓高雄落後”，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簡明清晰的政見：從市民角度，用“又老又窮”、“負債3000億，北漂30萬”的白話勾勒現狀，直切痛點、直擊人心；從市長高度，提出“東西賣得出去、人進得來”的脫貧致富方法論，允諾善修兩岸關係，親率農漁民搶訂單，創造就業吸引“南漂”；用“0分政治、百分經濟”的政經分離理念凝聚改革力量。張善政甚至認為，投韓一票換來的是青年返鄉的“單程車票”、百業興旺的“鈔票”和定居高雄的“長期飯票”。從民調上看，韓打出“帶北漂回家”廣告後3個月內，其在20-29歲的支持度從22%增至57%，陳其邁則從51%掉到19%，以一己之力製造了新的選戰焦點。從結果來看，在藍綠選情緊繃的態勢下，個體選票的價值陡增，“韓國瑜能贏”的預期顯著提升了“北漂”投票率，再加上選舉綁公投”的內容涉及青年熱點議題，形成規模效應的返鄉潮，助力韓最終大勝。
二是“救高雄”論述解構綠營合法性。其一，破解“親綠情結”。高雄民風保守純樸、信息封閉，在黨外時期即是“民主聖地”，又因民進黨長期壟斷政治資源、地下電台洗腦綁架，造成民眾“肚子扁扁挺阿扁、身無分文投英文”的“斯德哥爾摩症”現象。在一段時間以來“高雄人不欠民進黨”的反思輿論中，韓國瑜進一步提出“民進黨對不起高雄人”、“民進黨不是高雄爸爸”的進階演繹，直攻綠營“愚忠”、“鐵票”迷思並將選戰節奏引入批判綠色執政的腐化無能上。
其二，喚醒“改變”意識。由於深綠“愚忠”和泛藍積弱，南部民眾缺乏“改變現狀”意識。韓高呼“自己的高雄自己救”、“巨人將醒”，引入庶民政治風潮，用“翻轉高雄”的期望刺激麻木民心，不但讓“高雄人厭倦民進黨長期執政，想要換黨試試看”的輿論口耳相傳，更使自己成為泛藍民眾長期壓抑情緒的宣洩出口和期望寄託，使他們有了團結發聲的勇氣和激情。多數參加造勢的民眾是“義勇軍”式的非組織性支持者，自發做韓的“競選幹事”；而綠營挺韓者中也有不少是受其感召而打破沉默，甚至出現了“吃鹵肉飯感化親綠老闆”的現象。選後，民進黨代理黨主席許右昌、台南市長當選人黃偉哲等要角甚至也開始仿效韓提出“台灣人民不欠民進黨”，“摒除藍綠，回歸民意，0分政治，百分經濟”的論述，要求民進黨應勢改革。
值得一提的是，韓國瑜這套論述方式並非無源之水。其母校政治大學東亞所所長王信賢回憶，早年東亞所鑽研大陸意識形態和辯證邏輯，韓畢業論文即是討論“中共對台統戰策略”，認為韓此次選戰無論“走群眾路線”的策略，還是能讓選民聽得懂的理念，“都有毛澤東思想的影子”。而韓選前終場辯論大方承認“九二共識”，選後著手啟動“兩岸工作小組”，也能看出其導師蘇起的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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