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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瑜贏得被稱為民進黨大本營的高雄市長，是台灣政治進入新階段的一個最新標誌。 |
中評社╱題：“從非理性到理性：台灣選民的世代變化及其政治後果” 作者：巫永平（北京），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
韓國瑜在去年底的台灣地方選舉中贏得被稱為民進黨大本營的高雄市長，是台灣政治進入新階段的一個最新標誌。在投票給韓國瑜的89萬選民中，有大量中間選民甚至部分淺綠選民。他們支持韓國瑜，不是因為支持國民黨，而是因為支持韓國瑜本人。為什麼他們要支持韓國瑜？這一現象具有指標性意義，標誌著台灣政治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進入選民的世代交替。這種交替不僅表現在時間意義上，更表現在政治態度和偏好上。最根本的特徵是由非理性選民向理性選民轉變。理性選民在政治態度和偏好上與傳統非理性選民有明顯不同。理性選民的政治態度正在重塑台灣的政治環境和政治生態，因此也勢必影響未來的兩岸關係。理解這一變化不僅是理解台灣政局演變的基礎，也是大陸今後制定對台政策的基礎。
一、理性選民和非理性選民
本文所說的理性和非理性，是指決定政治態度和投票行為的因素差異。理性指的是根據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和判斷決定自己的政治支持。這裡的利益既可以是經濟利益，也可以是價值觀。非理性指的是根據群體的某種觀念而不是自己的利益和判斷決定自己的政治支持。非理性選民較為從眾，理性選民則較為獨立和自主。需要說明的是，理性和非理性，衹是表明決定政治行為的因素差異，無關正確和錯誤，也不涉及道德判斷。非理性並不一定就會犯錯，理性同樣可能犯錯。同樣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說的理性選民和非理性選民，與討論台灣選民特徵時經常聽到的政治選民和經濟選民的說法不同。非理性選民所包含的內容要多於政治選民的內容，理性選民所關注的內容也比經濟選民的說法更為多元和豐富，既有經濟因素，也有政治和社會價值觀。
台灣選民的理性和非理性是由其所生活的時代所塑造的。而生活的時代由年齡所體現。大體而言，60歲以上多為非理性選民，30歲以下多為理性選民。在這次地方選舉中，高雄60歲以上者支持陳其邁的選民比例最高，就是這一年齡特徵的體現。基本上，台灣開始民主化後出生的人所具有的政治特質與他們的祖輩和父輩開始不同了，這大體上從1990年開始。進入九十年代後，統獨和族群逐漸成為政黨競爭的主要議題，獨派勢力塑造的愛台灣和反中政治正確氛圍加速了台灣意識的加強。阿扁執政時期開始實施去中國化的課綱，更成為改變新一代年輕人國家認同觀的轉捩點。這種通過年齡體現出來的世代差異在藍色選民身上比綠色選民體現得更為明顯。通常，藍色選民祖輩和父輩的中國認同清晰，而到了孫輩，中國認同已經淡化，台灣認同佔據了國家認同的全部。因此，隨著時間推移，理性選民占台灣總人口的比例會越來越高，非理性選民隨著年齡的增大會不斷萎縮。儘管已經進入從非理性選民到理性選民的交替，但這個過程不會很快完成，而是一個逐漸轉換過程，直到理性選民數量完全超過非理性選民，才可以說台灣已經入理性選民時代。
非理性選民具有以下特徵：
1、受個人歷史經歷的影響，具有很深的歷史情節。綠色選民由於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經歷和受親綠意識形態的教育，悲情意識強烈。藍色選民則因為大陸背景，對大陸懷有天然親近感。這兩種情感都決定了他們能夠無條件支持各自的政黨。
2、省籍情節深厚。所謂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區別明顯，這種建立在出身來源地基礎上的區別決定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支持。
3、國家認同高度分裂，台灣認同和中國認同針鋒相對。
4、政黨政治忠誠度高，不太容易因為形勢的變化放棄對自己政黨的支持。這一點在綠色選民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其政治忠誠度遠高於藍色選民。
5、依賴傳統的信息傳播方式，報紙、電視、廣播是其獲得信息的主要途徑，這一點在綠色選民身上更加明顯。後者對於電台的依賴導致地下電台在傳播政治信息方面曾經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傳統的政治動員方式對這些選民更加有效，造勢集會、拜票、樁腳動員是主要的政治動員方式。
理性選民的特徵與非理性選民具有很大不同：
1、沒有歷史包袱。成長年代和環境決定歷史因素對他們的影響很小，根據現實而不是根據歷史決定好惡。
2、不再有“省籍”區別。由於外省籍已進入第三代，省籍身份已經淡化，省籍已經不是問題。
3、沒有很強的政黨忠誠。更加自我，更傾向于依據個人喜好而不是一種固定的意識形態決定支持政治人物或政黨。從非理性選民的看黨轉向看人，更加關注政治人物個人，更加看中其個人特質，理念是否和我更接近，使用的語言和傳播方式是否符合我的習慣和喜好。因此，他們既可以在2014年和2016年選舉中支持民進黨，也可以支持無黨派的柯文哲，也可以在2018年的選舉中支持國民黨的韓國瑜。選人不選黨，衹要喜歡的人，不管什麼黨都可以支持。相反衹要不喜歡，隨時可以改變支持。
4、更加看重自由和權利。所處時代、成長環境和生活環境決定了年輕世代更加自主和自我，不喜歡受約束。
5、依賴互聯網。信息來源依賴互聯網，生活方式也更加依賴互聯網。不再依賴報紙、電視和廣播等傳統方式獲得信息。
6、國家認同趨於一致，台灣意識增強。年輕世代在國家認同上不像他們的祖輩和父輩那樣高度分裂，因為沒有歷史包袱，因此沒有父輩尤其是祖輩那種一定要獨或一定要統的意識形態。但上世紀90年代後台獨政治正確的政治環境、進入新世紀後的去中國化教育，塑造了未必是“天然獨”但確是“天然台”的年輕世代。他們的本土意識更強，在台灣與大陸之間形成“你是你，我是我”的兩岸觀，並且這種認知在個體上更加清晰，在群體上也更加一致。同時，對大陸的態度更加中性，既無綠色選民的仇視，也無藍色選民的親近，但與大陸的疏離感增強，把台灣與大陸區分開來，不仇視大陸，但也未必喜歡大陸。
二、非理性選民到理性選民世代變化對台灣政治的影響
自民主化以來的絕大多數時間裡，統獨對立是台灣政治的主要特徵。選民分為贊成統一與主張獨立兩大陣營。二者分別構成了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基本支持者。儘管後來兩個陣營的人數有所變化，但基本構成卻大致穩定。這種以意識形態決定政治支持的非理性行為，成為選民的主要特徵。非理性選民在投票時具有強烈的敵我意識，“我們的人”和“他們的人”的認知是投票的依據，決定二分法的原則是以出身來源決定的族群身份，即所謂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也分別被標識為藍和綠。在藍綠兩個陣營中，也還有明顯區別，綠色選民的政治忠誠度更高，衹問藍綠，不問政見，不問立場，不問個人操守，衹要是“我們的人”，就無條件支持。
非理性選民主導的時代，以省籍為基礎的族群政治壓過了以社會為基礎的階級政治，國家認同高於階級認同，國家認同模糊了階級認同，統獨問題超越社會問題和其他政治議題，獲得壓倒性重要性，成為決定政黨競爭最關鍵和最有效的議題，也成為區分不同政黨的最鮮明政治標識，選民的政治支持建立在政黨的統獨立場上，投票時選黨不選人。候選人的個人特質和操守、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立場在統獨立場面前降到了次要地位。2004年選舉中，阿扁貪腐問題已經成為全台灣關注的焦點，但綠色選民對此全然無視，“肚子扁扁，也要投阿扁”，就是其最顯著的政治態度。
這種情況在2012年選舉時已經開始變化。在統獨議題不再那麼有效時，蔡英文總統把宣傳主軸轉到階級議題，標榜民進黨代表普通老百姓，國民黨代表資本家，站在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背後的是資本家，迫使重量級企業家接連站出來支持馬英九。到了2016年選舉，統獨議題重要性下降就更為明顯了。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一直試圖把有能力穩定兩岸關係作為自己的最大優勢，成為其競選主軸；但蔡英文總統把就業、物價、貧富差距、環保等經濟和民生議題作為主攻國民黨的方向，避開兩岸問題。獲得年輕選民支持是蔡英文總統獲勝的關鍵因素。年輕選民支持蔡英文總統，不是支持她所代表政黨的台獨主張，而是相信她的經濟和社會承諾，相信她能帶來希望，支持她就有未來。
2018年的地方選舉，韓國瑜抓住高雄的經濟和民生問題逐漸建立自己的優勢，民進黨反而回過頭打統獨和兩岸牌，甚至試圖希望通過拉回美麗島事件喚醒選民的悲情意識。選舉結果表明這些都沒有抓住選民的心。四年前的地方選舉和兩年前的大選中支持民進黨的年輕選民，2018年轉向了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這是理性選民缺乏政黨忠誠度的有力證據。
三、理性選民與未來台灣政治
理性選民的崛起正在改變台灣的政治生態。統獨意識形態雖然不太可能消失，並且還會繼續不斷在選舉的關鍵時候被當著牌拿出來打，但重要性會繼續下降。經濟和民生會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政黨會把競爭議題轉向物價、就業、環保、收入、公平等經濟和社會議題。傳統特質的政治人物會越來越沒有市場，柯文哲、韓國瑜類型的有個性、接近民眾的政治人物會越來越多。這些會推動台灣政治人物的世代交替，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老派政治人物的舞台會縮小，政治新人加速出現。這對國民黨的影響要大於民進黨。
中間選民的數量將會增加，藍綠陣營的板塊都會萎縮。在非理性選民占多數的時代，政黨衹要固守各自的基本盤，再爭取一定數量的中間選民就可能獲勝。但理性選民數量增加後，意味著基本盤萎縮，決定勝負的是中間選民。而這部分選民的政黨忠誠度不高，投票偏好隨時可能變化。這次韓國瑜能夠在高雄當選是因為贏得了中間選民的支持，而台北市長選舉柯文哲則依靠中間選民勝出，二者都是這種變化的最新證據。這樣的變化隨著時間推移會進一步加劇，政黨的政治立場勢必也隨之改變。
政黨會進一步向中間靠攏，經濟、就業、收入、分配、環境等社會民生問題將佔據政黨競爭的中心，統獨等問題的重要性下降。台灣的民主會轉向正常的軌道。是否會形成左右分野鮮明的政黨格局，還有待於進一步觀察。目前的國民黨和民進黨並不是典型意義的右翼政黨和左翼政黨。但是，當統獨等國家認同問題不再佔據政黨競爭的核心位置、選民更看重民生和社會議題時，政黨不得不把競爭重點放在選民關注的問題上，結果必然導致主要政黨和候選人要提出更加清晰、系統和一貫的經濟和社會政策，政黨和政治人物就有可能形成比現在更加鮮明的政策主張，以供選民選擇，因此就有可能導致台灣政壇現在左右不清晰的政治變得清晰化。
理性選民帶來的另外一個重要影響是台灣政黨輪替不僅是必然，而且週期縮短。10年前馬英九大勝，民進黨內一片哀嚎，認為20年內民進黨不會有希望。但僅6年後民進黨就在地方選舉中大舉獲勝，8年後的大選中更以漂亮的勝利重新奪回政權。那時候人們又普遍認為，台灣就此進入民進黨一黨主導政治的時代，國民黨就此將淪落為中型政黨，失去了與民進黨競爭的資格。就在民進黨躊躇滿志時，兩年后的地方選舉選民就把民進黨打翻在地。變化之快，令人眼花繚亂。
理性選民時代的到來，將倒逼政黨進行改革和轉型，改變政黨形象，讓政黨和政治人物更貼近民眾。可以預見，這次地方選舉結果對獲勝的國民黨和挫敗的民進黨都將形成巨大衝擊，促使兩個黨加速自我革新。從這個意義上說，理性選民將重塑台灣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態。
四、理性選民與未來兩岸關係
台灣進入理性選民時代勢必對兩岸關係產生深遠影響。一方面，由於沒有一個把台獨意識形態化的綠色選民基本盤，綠色政黨就失去了打激進台獨牌的社會基礎，也就沒有了推進激進台獨的必要和衝動，無疑會降低台獨衝擊兩岸關係的幾率，有利於兩岸關係的和平與穩定。但與此同時，台灣意識在新世代理性選民中的普遍化和一致化，也同樣會增加實現統一的難度。大陸如何根據新世代理性選民的特點，提高對台政策的針對性、精準性和有效性，是一項新課題。最為重要的是準確理解和把握理性選民的特徵，對此需要在學術上進行充分研究，也要在政策實踐中不斷探索。在面對新世代的理性選民時，尤其要注意以下幾方面：
第一，讓生活在島內的台灣年輕人有機會分享大陸的發展機遇，讓大陸的發展給台灣年輕人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大陸推動的融合發展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31條和各地出台的各種政策，都有助於推動台灣青年在大陸分享發展機遇。下一步大陸可以加強與台灣縣市的經濟合作與交流，通過與台灣縣市的合作，實現兩岸一起發展，把目前在大陸的單向融合擴大至島內的雙向融合，讓在台灣的同胞尤其是年輕人享受到大陸的發展機遇。這次選舉國民黨在15個縣市獲勝，為探索這種模式提供了有利條件。
第二，培養兩岸青年的共同生活經驗。在全球化的時代，兩岸年輕人的生活方式日益趨同，愛好和興趣也幾乎沒有差別。網購、影視娛樂的網絡化都拉近了兩岸青年的距離。如何挖掘和利用這些領域，創造機會讓兩岸青年形成共同生活經驗，是大陸對台政策下一步要探討的問題。台灣年輕人對大陸疏離感的增強，原因有多種，但最根本原因還是與大陸缺乏共同生活經驗。沒有共同生活經驗，就難以產生共同的政治認同。大陸的對台政策一定要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第三，培養台灣年輕人對大陸的親近感。在兩岸問題上更加理性的台灣年輕世代，對大陸的疏離感也更加明顯。針對這一情況，大陸有必要通過各種方式增加台灣年輕人對大陸的親近感。增加親近感的方式除了針對台灣尤其是台灣年輕人的各種政策本身，還包括表達方式甚至所用語言。大陸自身在治理方面不斷取得成就也至關重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4月號，總第25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