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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合作是解決兩岸問題的唯一理性選擇 |
中評社╱題：有必要確立發展兩岸關係的雙重目標思路 作者：尹寶虎（北京），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秘書長、清華大學法學院兼職研究員
考慮到台灣問題背後複雜的國際背景以及台灣問題本身的長期性、複雜性特點，大陸有必要明確發展和處理兩岸關係的雙重戰略目標：第一重目標是反“獨”促“統”，推動兩岸共謀民族統一，實現中國和平統一；第二重目標是促成台灣成為中華民族崛起的積極因素而不是負面因素，推動兩岸共謀民族强盛，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綜合考慮雙重目標，就是要在維護“一中”原則的前提下化“敵”為“友”，實現兩岸和解，阻止外力介入，避免兩岸因安全和國際空間問題陷入敵對；在認識到兩岸和平統一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難以達成的現實條件下，促進兩岸良性互動與良性合作；既避免台灣成為中華民族復興過程的戰略負資産，也避免大陸始終成為台灣安全的主要敵人。
一、序言
“統”與“獨”的較量一直是近三十年來兩岸關係的核心主題。當雙方都認定難以短期内實現“統”與“獨”時，統獨較量又表現為“漸統”與“漸獨”的較量。“統”“獨”較量歷來受外部環境影響。歷史地看，“統”“獨”對立的産生及發展本身就是近代中國外部關係發展和演變的一種結果。這些外部因素中，美國因素一直佔據主要地位，日本因素也發揮着不可忽視的影響。必須看清楚的是，“統”“獨”較量過程中，大陸並非處處都屬於强勢一方。這是因為台灣在政治體制上已與整個西方自由主義形成天然聯盟，特别是在安全上美台相互視為盟友，美國（和一定程度上的日本）始終是台獨的支持力量，而不是統一的支持力量。儘管美國對“急獨”有所防範，台灣對“武統”也有所顧忌，但在“漸統”與“漸獨”的較量中，大陸所面對的乃是一個密切合作的美台聯盟，以及隱然背後的日台聯盟。世人常常聽到台灣叫屈大陸“打壓”，却未必想到台灣也有聯合外力挑釁“欺負”大陸的一面。以和平統一論，大陸唯一可依賴的乃是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努力争取台灣民心，落實兩岸一家親；把解决台灣問題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來思考。
在“漸統”和“漸獨”的較量中，雙方都認定時間站在自己一邊，並各有所依恃的理由。認同對方理由者便漸生一種“急統”和“急獨”主張，對己方的“漸統”和“漸獨”政策不以為然（這裏“急統”和“急獨”的稱謂未必準確，因為主張者自己就不會承認自己的主張過“急”）。“急統”主張者認為，兩岸和平統一已經没有可能，台灣不分藍緑都贊成和尋求獨立，不過是“獨台”和台獨的區别；對國民黨不必有過分期待，其承認“九二共識”不過是争取大陸惠台舉措的手段；柯文哲更是“白皮緑骨”，不宜合作；兩岸問題的解决終歸要靠武力，或武力脅迫；大陸一門心思準備軍事鬥争即可，可任由台獨放肆囂張，坐等其跨越紅綫然後一舉解决之。“急獨”派則亟亟於儘早完成法理台獨，畢其功於一役，對執政當局漸進台獨和對付大陸虚與委蛇的態度均不可接受；本次“九合一”選舉操作“奥運正名”公投，明年又要加碼台獨公投；推出花樣翻新的各類修憲動議、釋憲訴求，以求通過立法、釋法或司法實現台獨；明顯違背史實地編制教科書，建立偏狹民族史觀，去“中國化”動作不斷；對兩岸正常交流極力阻撓，對大陸體制和民衆極盡污名化；呼籲美國軍艦扺台、太平島出租，恨不能立即讓美軍佔領台灣；寧可不要大陸惠台措施、做美國軍購冤大頭，總之寧可窮台，也不要經濟上過分依賴大陸；一遇中美對抗即見獵心喜，期望中美大打貿易戰，巴不得一夕起床，聽見中美在空中或者海上發生武力衝突的“喜訊”，以便台獨可以火中取栗。
應該説，在如何對待“急統”的問題上，大陸是采取了負責任態度。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出台一系列操之在我的政策，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强調台灣問題的解决要服從和服務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充分展現耐心、信心和定力。大陸涉台政策並未被“急統”觀點左右，“急統”觀點也没有形成輿論主流。反觀台灣執政當局，一段時間以來放任、姑息甚至縱容“急獨”；一些政治人物口不擇言，視兩岸關係為兒戲；台獨成為政治正確，非我族類，即無情打壓；台獨與“急獨”沆瀣一氣，相互推進，構成兩岸緊張和可能衝突的主要導火索。
二、考慮到解决台灣問題長期性和複雜國際背景，確立針對兩岸關係發展的雙重目標思路
近期，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大勝，台灣内部支持“九二共識”、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力量呈上昇趨勢。但影響兩岸關係和“統”“獨”較量的整體外部因素却愈加複雜，“統”“獨”力量對比並未出現實質和根本性變化。從美國近年發佈的國家安全和國防戰略報告中可以看出，美國已經視中國為主要戰略對手，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和圍堵很有可能呈上昇趨勢，打台灣牌成為必然的戰略選擇。美國連續幾年通過的國防授權法以及2018年3月、11月先後通過《與台灣交往法》、《亞洲再保證倡議法》，已經為打台灣牌掃除了法律障礙；同時在安全上加大美台合作力道，逐步侵蝕“一中”主權，其配合、支持“漸獨”的策略不言自明。台灣不分藍緑，對美國在安全和國際空間上的合作都難以拒絶。中美在涉台問題上的拉鋸角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台灣問題將長期處於“統”“獨”戰略相持階段，難以因為島内政局一時變化而出現根本性的改善。由於國際關係的複雜性，台灣始終不能自主，這一點從甲午割台以來並没有發生實質變化。台灣與大陸合作程度始終要受到美國因素制約。如果大陸不能出面解决美國因素的影響，則台灣與大陸合作的程度始終是有限的。鄧小平、習近平等幾代領袖均强調解决台灣問題關鍵是要靠自身發展，也是基於對這一内外環境的深刻把握。
有鑒於此，我們有必要明確發展和處理兩岸關係的雙重戰略目標。第一重目標是反“獨”促“統”，推動兩岸共謀民族統一，實現中國和平統一；第二重目標是促成台灣成為中華民族崛起的積極因素而不是負面因素，推動兩岸共謀民族强盛，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上述兩項目標存在相互聯繫、相互交叉，以及互為因果和互為目的的方面，也存在各有側重、相互區别的内容。如果僅僅衹考慮第一重目標，凡事僅僅以近期的“統獨”得失為衡量標準，則以台獨為基本教義的整個民進黨系統及其政策都是大陸的對立面，對國民黨也不免有難以借力的埋怨，白色力量更不可靠，對兩岸現行交往合作的效果也會充滿疑慮。“急統”主張者多少衹考慮了第一重目標。如果將雙重目標綜合考慮，則需要將反“獨”促“統”放進中華民族復興的角度和進程來思考。一方面兩岸統一為民族復興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則發展兩岸關係要服從和服務於民族復興，衹有民族復興順利發展才能有效促進民族統一，兩者辯證統一。在當前民族復興進程中，台灣因素在經濟領域尚能維持兩岸互利共贏，但在安全和外交領域則始終對整體民族復興構成負面牽制。這種負面作用既因美台日益深入的安全合作而蠶食國家主權，對大陸構成戰略壓力，也因大陸日益加緊的軍事反制對台灣造成不可承受之重，可謂兩岸雙輸。因此，綜合考慮雙重目標，就是要在維護“一中”原則的前提下化“敵”為“友”，實現兩岸和解，阻止外力介入，避免兩岸因安全和國際空間問題陷入敵對；在認識到兩岸和平統一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難以達成的現實條件下，促進兩岸良性互動與良性合作；既避免台灣成為中華民族復興過程的戰略負資産，也避免大陸始終成為台灣安全的主要敵人。當前落實雙重目標的首要任務，對内是阻止民進黨“去中國化”進程和各類台獨圖謀，限縮台獨空間；對外是遏制美台安全合作的層級、程度和速度昇級，遲滯和避免兩岸問題過早攤牌。
雙重目標的核心在於平衡兼顧兩岸統一與民族復興兩項目標，避免顧此失彼、輕重倒置、欲速不達。為此既要堅持“一中”底綫，絶不允許台獨，始終不忘軍事鬥争準備，隨時做好應對内外台獨勢力鋌而走險、出現最壞局面的可能；也要注意對台政策需要更加細膩，避免簡單化、粗綫條，還需要有更加開闊的胸襟和包容。衹要平衡地理解和把握上述雙重目標，就不難得出結論，對台工作要最大範圍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將打擊和遏制範圍限制在一小撮台獨核心力量。凡是贊成兩岸一中、支持兩岸合作者均是團結合作的對象，當前階段不必過於計較其兩岸一中文字表達上的差异和關切，重點關注是否昇級美台安全合作、挾洋自重、引狼入室、與大陸為敵。國民黨及一切承認“九二共識”的政黨和力量是理所當然的合作對象；儘管他們會在台灣安全問題上繼續仰賴美國，兩岸論述並不盡如人意，但是願意在美、日和大陸之間維持平衡交往，避免與大陸敵對，顯然與完全倒向美國、敵視大陸的民進黨有根本區别。台灣正在興起的一股中間力量，多為藍緑中間選民、無政黨色彩的“白色”選民以及青年人群，其人數規模甚至較之藍緑基本盤還要大。他們厭惡藍緑惡鬥和政治操弄，構成一股反感意識形態鬥争的某種理性力量，也應該成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團結合作對象。即便是尋求台獨的民進黨，也並非鐵板一塊，其内部也有人提出過憲法一中、“凍結台獨黨綱的主張，此類主張一旦民進黨在2020大選中延續失敗很有可能再次浮現，可以視為顧忌兩岸關係和台灣經濟民生而暫緩台獨操作的“緩獨”派。大陸對民進黨在政治上采取鬥争為主、不予合作的同時，也不妨在態度上有“深緑”與“淺緑”、台獨與“緩獨”、組織與個人、高層與低層的區别對待。在經濟社會領域，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進一步貫徹兩岸一家親，落實台胞同等待遇，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和兩岸和平發展制度安排，深化兩岸文化交流和共同論述。
雙重目標思路站在民族復興的道義至高點，對内以兩岸和平、民生經濟、文化交流、心靈契合為重，有利於遏制“去中國化”進程；對外避免兩岸相互為敵、授人以柄，促使台灣以經營兩岸關係尋求安全，而不是依賴出賣主權换取美國安全保護，有利於遏制外力蠶食和打“台灣牌”。這一思路既有利於形成更加健康積極的陸、台、美相互關係，也有利於贏得島内最大多數黨派和民衆的支持，還有利於民族復興進程和將復興成果轉化為反“獨”促統動能。看似保守，實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捷徑；與此前大陸提出的和平統一分階段目標完全契合、相互補充。
由於兩岸長時期的分隔和西方主導國際關係的現實，我們很難期待台灣的所有政黨和民衆都從整個中華民族的目標和大局來思考問題。但衹要承認“九二共識”、認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一切理性的台灣利益至上者都應該是可以團結合作的對象。為了最大程度擴大團結面，甚至不必過分計較其内心的理念和動機，而主要應看其在實際言行上是否承認兩岸一中、認同中華民族，能够與大陸合作，能够理性客觀看待大陸，不與大陸為敵。從長遠來説，兩岸問題的和平解决終歸要依賴没有歷史包袱和歷史恩怨的新一代台灣人，以理性客觀的態度做出符合台灣利益的戰略抉擇。因此，所有承認兩岸一中、認同中華民族、秉持理性客觀的台灣各界人士都應該是大陸的當然朋友。應該相信，台灣的前途、福祉與尊嚴離不開中華民族的復興，凡是理性客觀的台灣人士終究能够回歸中國認同、歡迎民族復興。少數公然囂張或者漸進陰損的台獨路綫奉行者，往往秉持非理性的極端意識形態；他們既是肆意詆毁大陸、詆毁中華民族、積極推行“去中國化”者，也是大陸根深蒂固的敵視者；他們亟亟於引狼入室、挾洋自重；在文化上數典忘祖，在政治上鼠目寸光，在思想方法上陷入主觀、偏狹和教條不能自拔。可以預見其發展將逐步式微，其結果也必然走到台灣人民利益的敵對面，為廣大台灣同胞所抛棄。這次“九合一”選舉結果便是一個證明。
三、對台灣來説，其自主獨立空間是既定的，並非争取得來；維護兩岸一中、實現兩岸和解最有利於台灣人民真正當家做主
一個政治實體的“獨立”總是在與其他政治實體交往中體現出來的、可以根據自身利益决定自身政策的能力，從來不存在超越現實政治、脱離實際的虚幻政治“獨立”。按照主權平等的國際法原則，主權國家之間不分大小其獨立性是平等和相等的。但在現實世界裏，這種絶對的平等從來没有存在過。殖民時代的帝國主義國家對廣大殖民地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而在現實世界裏，各國政經實力的强弱往往决定了各自獨立性的大小。同等規模人口和經濟力量的富國必然比同等規模人口和經濟力量的窮國具有更大的潜在獨立自主空間，而實際的自主獨立空間又與地理位置、地緣政治、民族特性、外交政策選擇密切相關。政經强國往往具有更大的内外政策獨立性，中小政經實體或者選擇服從更大政經强權（如美國的盟國），或者聯合起來以自强（如東盟和各類區域組織的會員國），或者在各大强權之間維持平衡。如果以尋求獨立自主空間為唯一目標，則選擇在强權之間維持平衡為政策首選，當然這也需要高明的外交平衡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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