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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朱松嶺。（中評社 李娜攝） |
田飛龍表示，香港普選一定要顧及國家利益，不顧及國家利益就是像獨立政治體一樣按照國際公約來普選，顧及國家利益就是按照基本法來普選，因此不是要不要普選，而是要不要顧及國家利益的普選。
田飛龍在其最新著作《後佔中治港——法理與政治》（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上市）一書中關注到後佔中治理問題。他回憶說，自己全程觀察研究佔中運動，認為是香港民主與社會矛盾衝突相互激蕩的最豐富畫卷，因此個人形成了一個習慣，佔中後每過一年都會寫一篇文章來反思這場運動。2015年9月，他的文章標題是“當佔中已成往事”，他曾樂觀地認為佔中已經快速地煙消雲散，社會轉入經濟民生的重建過程，但後來發現是個誤判。2016年9月，他的文章標題是“佔中並不如煙”，他敏銳觀察到青年本土派經過重組，重出江湖，在立法會選舉上大獲進展，取得七個議席，後來引發“港獨宣誓事件”。2017年9月，他的文章標題是“莫讓佔中成為香港民主的墓志銘”，他動情地說道：“香港民主不能停留在佔中和831，這只是一個節點，甚至是一個里程碑，而不是終點，要在這個基礎上思考民主怎麼繼續向前走。這要看香港人的政治成熟及中央的政治信心。”田飛龍說。
高度自治與香港未來：香港人對大灣區又愛又怕
田飛龍談到，香港社會存在一定的本土分離甚至港獨勢力，需要中央管治與高度自治各自發揮制度效能，共同作用以維護基本法權威秩序，而目前“一國兩制”下國家對香港的憲制建構還未完成，香港的“人心回歸”懸而未決。
田飛龍提出有序融合三策。一是同等待遇，現在屬於融合的同等待遇初級階段，只重視經濟民生的同等待遇，沒有重視在公務行政方面進行吸納和身份再造，因此港澳台同胞很難去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參加海外維和、海外利益保護、做外交官、做公務員。因此公務行政的同等待遇必須成為下一個努力的方向。二是再國際化，香港現在的國際化不能僅僅是西方主導的體系，還要參與國家主導的“一帶一路”國際化，貫通中西方之間不同的文化價值觀與經貿複雜網絡，這樣才能繼續維繫作為東西方樞紐的國際地位。三是大灣區，現在香港講民主的人少，講大灣區的人多了，大灣區是給香港機會融入國家，一帶一路是給香港再國際化的機會，讓香港收取兩面國際化雙重代理費。
談及粵港澳大灣區，田飛龍表示要認識到，一是大灣區絕對不是香港的，而是國家的，香港只是參與者，而不是主導者。國家沒有責任包辦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香港必須要自己爭取，大灣區是香港融入國家，以及實現經濟轉型和成長的機遇，但絕對不是專屬於香港人量身定做的戰略。
二是從契約到身份的轉型。不能僅僅是地區之間的協議，經濟產業的合作，必須構造一種大灣區的共同的身份認同，通過大灣區身份連接到國家身份。
三是大灣區在行政管理上必須要創新。在多元地區上建構一個實質的灣區，必須要有一個大灣區管委會，管委會必須要高於灣內任何一個城市，才有能力協調、解決和決定大灣區內發展的重大問題。
田飛龍表示，香港人對大灣區又愛又怕，愛的是大灣區能夠轉化香港未來面臨的一系列的社會矛盾，怕的是香港以後還能否叫香港，害怕香港消失於大灣區發展的滾滾紅塵之中。“但如果灣區發展真的這麼好，是不是香港人還重要嗎。”田飛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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