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展戰略為香港“二次飛躍”提供新機遇
中評社問：您之前接受中評社採訪時曾提到，香港社會目前存在的經濟結構老化、貧富分化嚴重、發展空間受限等問題，您認為香港應如何借力中央，來促進社會發展的轉型和調整？
田飛龍：香港作為一個發達經濟體，其回歸以來的基本經濟表現還是不錯的，經濟增長率保持在3%以上，在發達經濟體中排名比較靠前，每年關於香港經濟的自由度、活力，包括司法、法治排名也都非常靠前。但它本身存在一些結構性問題，包括製造業的空心化、青年人向上流動困難、本地發展空間受限、創新激勵機制不足，其相對保守的公務員體系創新力與政策設計能力不足，缺乏對國家政策深入理解的治港人才等，這些都限制了香港社會的持續發展。
在新時代，香港社會必須要利用好“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這兩個與香港緊密相關的國家發展戰略，實現香港的“二次飛躍”。“一帶一路”對香港的意義非常重大，這相當於開啟了香港社會“再國際化”的進程，因為香港舊有的國際化依托於歐美，依托西方經濟全球化，這種依托在當代已經出現了結構性逆轉。目前西方社會出現了逆全球化與民主民粹化，無論是英國脫歐，還是特朗普當選，均表現出西方經濟全球化的動力不足，以及全球化發展出現頽勢，相對來說中國經濟日益表現出一種外向型、包容型的發展態勢。
走進新時代，香港面臨的挑戰大於機遇？
田飛龍：香港可以通過“一帶一路”再國際化，以保住其國際性的金融貿易地位，這既是一個重大挑戰，也是機遇。再有，從地緣政治和經濟秩序的角度來講，通過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來融入國家，可以連帶解決香港社會一系列的民生保障和社會政策問題，比如青年人就業、培訓、實習、養老、買房、交友等。比如現在出現的港女北嫁、台女北嫁這種聯姻關係的重新平衡，這也是地區融合的一種自然而正當的需要。
粵港澳大灣區在以後的城市治理、城市規劃、產業合作、人員社會保障、跨區域流動的制度和政策協調方面會越來越深地進行融合，這也能解決香港社會遺留的一系列問題，同時也是香港的制度與技術優勢的輸出及對國家與地區發展的持續貢獻。無論是在“一帶一路”新的經濟大框架之下的再國際化的再定位，還是在粵港澳大灣區通過國家化和區域融合的重塑身份，對香港來說，都到了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
國家政策大門是打開的，國家提供的制度性保障優先提供給香港。香港社會是否能利用好，很大的責任在於自身，這既是考驗，也是機遇。很多事情國家並不能完全替它著想和解決，不可能包辦，故香港的意願和能力很關鍵。在與國內其他城市之間越來越公平的制度競爭當中，香港是否能依然保持優勢，這要留給公平的制度框架下的實際競爭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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