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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間的衝突對抗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必然過程和 “歷史陣痛” |
中評社╱題：運籌中美關係應把握的五個問題 作者：文堯（北京），北京學者、本刊特約撰述
習近平強調指出，領導幹部要“常觀大勢，常思大局”。從歷史大勢和世界大局看，中美關係的本質是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問題，運籌中美關係、把握中美關係發展大勢，關鍵的一點是要深入思考21世紀中國在世界上的定位、中國與美國的未來關係以及二者如何互動達到新的力量和利益平衡點。從當今世界大變局看，中美各自變動及其彼此互動，正是推動國際體系和國際格局變動的關鍵變數。未來一個時期，中美兩國關係可能要經歷“是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壓倒東風”的過程，但是從長遠看，最終的結局應該是中美實現平衡和諧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局面。中國的制美之道，根本上不是要壓倒、打敗美國，而是通過反制、勸阻和懾服等手段與美積極鬥爭，同時維持和擴大最低限度合作，以鬥爭與合作的兩手最終建立一個包容性更大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一、思考中國與未來世界的關係是探尋中美關係運籌之道的終極命題
探尋中美關係的運籌之道，就不是簡單的尋找制美之術。道應包含術，但要超越術。所謂道，應具備三個特徵：一是事物之根本，二是至簡至精，三是應為所有人所用。從這一觀點出發，考察中美關係運籌之道，一條重要線索是分析中國對世界的認識及其與世界的互動。自古以來，中國認識的世界就是“天下”，皇帝是“天子”。“天下”所轄範圍是中國及其周邊地區，所謂中國即“中央之國”，屬“華夏文明”；其周圍四方的人則是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並稱“四夷”。這一時期，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是“華夷秩序”，按照西方人的說法則是以“厚往薄來”為特徵的朝貢體系。比如，乾隆晚期，馬葛爾尼使團訪華時，乾隆則稱英國為“外夷”和“莞爾小國”，認為距離我中華文明過於遙遠。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發生了傾覆、顛倒，中國人認識到西方的“堅船利炮”的厲害，於是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以夷制夷”等口號，學習西方、利用西方、打敗西方是我們處理對外關係的總思路。從洋務運動、北洋政府和民國時期，到新中國建立，我們一直試圖走一條“融入西方，戰勝西方”的道路。從毛主席的“一邊倒”到“超英趕美”，到1979年年初鄧小平訪美時提出“對外開放，其實就是對美開放”的說法，中國的根本選擇就是要奮發圖強，通過學習西方以打敗西方、雪“百年屈辱”，讓中國重新屹立於世界東方。這種歷史傳承導致今天我們對美政策充滿了一種“愛恨情結”，即一方面愛慕強大的美國，認為必須學習美國；另一方面又憎恨和厭惡美國政府及其處處遏制、排擠、打壓中國的政策，認為必須強力反制美國，挫敗美國西化分化中國的圖謀。這是我們當前尋求制美之道的基本語境。但是，我們應看到，如果我們大戰略上以打倒美國的思路來對付美國，則不僅不會達成目標，反而會加速葬送中國崛起的前程。
思考中美關係運籌之道，根本上還是要繞到中美關係的背後，考慮中美關係的大背景和大格局，即思考21世紀中國在世界上的定位以及中國發展的方向。首先，美國的世界霸權之路不可走，我們不應羡慕它，更不能蹈其覆轍。這就決定了中國的最高利益以實現“兩個一百年”為奮鬥目標，但根本在於堅持地區性守成，核心是爭取和保持一個地區性主導強國地位，避免爭奪全球霸權。因此，中國的努力方向應該是構建包容性的全球命運共同體。在這一體系中，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是，在亞太地區事務中“我主美從”，而在全球範圍內則是“大國多邊協調”，從而形成中美“各領風騷，合作協商”的“美美與共”局面。在這個意義上，探尋運籌之道，最終是尋找與美安全共存、發展共榮、文化共通之道。這句話不僅是口號，更是切實的大戰略目標。
二、當代中國第一次站到了可以塑造世界秩序的歷史門檻上
縱觀歷史，世界秩序構建主要是圍繞大國展開的。近代以前，中國與西方世界處於平行體系；近代，中國被西方工業文明和堅船利炮打敗，從此被動融入西方主導國際體系，同時也步入積貧積弱時代。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不斷提升，改革開放後經濟地位開始崛起；進入新時代，中國經濟體量、綜合實力穩居世界第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權威機構的預測，中國在2030或2035年時GDP總量將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雖然屆時中國的人均GDP以及科技等方面的實力與美國仍存在較大差距，但是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超越美國將意味著中國的國際權勢對世界而言舉足輕重。比如，從2000年以來，日本、德國、英國、法國、印度相對於美國的經濟總量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2000-2010-2014年，日本占美國的比重分別從48%下降到37%和24.7%；德國占美國的比重從19%-22%-19.1%；印度占美國的比重4.8%-11%-10.6%。俄羅斯占美國的比重2.6%-10%-6%。而同一時期，中國經濟總量占美國的比重則11%-40%-63%，2018年進一步上升到66.7%。也就是說，在世界範圍內，衹有中國一國相對於美國形成了快速追趕態勢，而其他國家實力大體上相對美國都在持續下降。由此可見，中國崛起是一種大勢，而且這種大勢不可逆轉。這種情況下，當今中國確實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最中心，處於超越西方國家進而有能力改造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的歷史門檻上。且從現實情況看，中國致力於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意志和態度也是堅定而明確的。
三、中美間的衝突對抗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必然過程和“歷史陣痛”
近代以來，所有世界新秩序的形成都是靠戰爭打出來的，戰爭勝利者無疑就成為新國際體系的領導者。比如，1812年英國打敗法國之後稱霸世界，1945年美國打敗德國後成為世界霸主。冷戰和平終結，美國不戰而勝，在歷史上屬於首次。依照歷史邏輯，未來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如果不爆發中美之間的熱戰，也至少會類似美蘇間的冷戰。因此，可以預見，在中國持續崛起和追趕美國的過程中，中美之間的磕磕碰碰以及危機衝突是不可避免的。2018年4月以來，中美圍繞“中興事件”激烈博弈並開打貿易戰，表明中美全面戰略競爭的大幕已經拉開。近期“孟晚舟事件”表明，美國正將經貿戰升級為科技戰，矛頭直指關係國家命運的高科技產業和5G技術。從中興事件、貿易戰以及孟晚舟事件看，美國特朗普政府在對華博弈中“無所不用其極”，且赤裸裸、無底線。前一階段，美國把衝突範圍不斷擴散到社會人文、輿論和軍事領域，且各領域協調配合，合力施壓，迫我在經濟領域做出令其滿意的大讓步、大妥協。下一步，美國將重點在台灣、南海、半島、東海、新疆、西藏等問題上加大對我施壓力度，中美衝突的烈度、廣度和深度在2019年將不斷升級。正因如此，習近平2019年年初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特別強調，“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要加強鬥爭歷練，增強鬥爭本領，永葆鬥爭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鬥罷艱險又出發’的頑強意志，應對好每一場重大風險挑戰”。歷史表明，實現中美之間的妥協，不鬥爭是不行的，不鬥爭是過不去的，衹有鬥才能和，而且不鬥到一定程度，也很難和。
在中美鬥爭中，最核心的是科技戰，比如5G技術、人工智慧、量子通信等新興技術及其在軍事領域的應用，將決定未來經濟走勢和國家命運。“中興事件”、“孟晚舟事件”是中美科技戰的序曲。
在傳統安全風險挑戰中，最危險和最根本的是台灣問題。它不僅事關領土主權完整，更關涉執政黨的合法性和民眾認同。同時，著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想雄踞亞洲東部，就必須突破第一島鏈的封鎖，而台灣統一是最關鍵一環。因此，對於美國進一步在台海問題上的挑釁，我們必須積極回應，準備與美來一場惡鬥，而且必須要贏。這預示著今後一個時期中美鬥爭的力度、廣度和烈度將進一步加深。
四、認清中美鬥爭的邊界、保持自我克制，是尋求中美運籌之道的題中應有之義
習近平指出，“我們看世界，不能被亂花迷眼，也不能被浮雲遮眼，而要端起歷史規律的望遠鏡去細心觀望。”從現代國際政治鬥爭實踐看，大國要想維護自身利益與塑造國際秩序，必須具備三大條件：強大實力、行動合法性和其他大國的支持。這三大條件規定了我對美鬥爭是有邊界的，而非無極限。這種極限包括：一是美國、俄羅斯等國利益的底線不能觸碰；二是中亞和印度洋被證明是世界一流強國戰略力量延伸的極限所在；三是對外行動必須獲得至少一個大國的支持或默認。中國對外行動的發力點，最好選在自身實力所及、合法性所在以及其他大國支持或默許的情況下，缺少任何一種或兩種條件情況下都應高度警惕、謹慎行事。
綜合研判，未來中國崛起為亞太地區性強國，第一島鏈內應屬於中國主導範圍，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之間應是中美勢力長期共存、磨合的範圍，第二島鏈之外特別是中途島和夏威夷以東是中國能力越來越難以達到且美國堅決守護的利益底線。因此，我們在近周邊應著力在最核心的利益上比如在台灣問題上採取完全和強有力的攻勢，因為台灣主權歸屬是雅爾達體系規定的，且得到美國和俄國的認可，同時是中國能力所及的目標。在諸多戰略方向中，台海之所以為主要戰略方向，還是因為台灣問題是解決南海、東海、半島等問題的樞紐。可以講，台灣破，則南海、東海可解，半島可穩。
反過來就是，中國要在南海、東海、半島方向以及美俄核心利益線上的中亞地區以及印度洋海區採取適當的有理有利有節的“禮讓”態勢，在實力不及、合法性不足或缺乏至少一個大國的有效支持的問題上保持戰略克制。
在2049年之前，中國要想順利實現第二個“一百年目標”，就必須在以下方面進行自我約束：一是防止當前中美關係進入“惡性螺旋”，由衝突摩擦引發熱戰乃至大戰，使兩國關係徹底“鎖死”為敵對關係。因此，雙方當下應積極達成的最重要和最緊迫的共識是，中美之間必須齊心協力阻止大國間的對抗和惡性競爭，中美危機管控工作應作為緊迫的戰略工程抓緊抓好。二是防止在南海、東海、半島等問題上因小失大、見利忘義，汲汲於與東盟諸國以及日本和韓國糾纏於眼前利益，從而得罪了鄰人並被美國所利用，進而引發我周邊安全環境惡化。三是在印度洋方向要與印度交好，穩妥解決邊界爭端問題，不在印度洋上參與霸權爭奪。四是在中亞和中東方向要理性參與和穩妥規避，依靠多邊解決“一帶一路”問題，對解決恐怖主義問題絕不單槍匹馬去幹。總之，廓清中美鬥爭的邊界，核心是確定中國“有所為，有所不為”的主要對象，力避走美國“權力傲慢”、“權力過度擴張”的老路，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五、運籌之道既要基於反制，更要基於超越美國和中美關係
人類的未來並非宿命，根本取決於人類的選擇。戰略從根本上講受信念所決定。“修昔底德陷阱”作為霸權戰爭的現象，並不必然發生在中美之間。現實中，思考運籌之道，在術的層面，必須尋求如何反制美國，但在道的層面，則必須要超越美國和中美關係，看到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絕非是美國與世界關係的“翻版”和“複製"。具體看，核心是兩部分：
一是崛起的中國仍然是世界的一部分，絕非第二個“美利堅帝國”，“自己生存也讓別人生存”是其基本邏輯，但中國無疑對東亞和西太地區事務具有決定性影響。
二是中國對美關係的出發點是“和合”（和平合作），但過程中必然充滿鬥爭，而最終歸宿仍是“和合”。鬥爭是對美策略，但對美戰略仍然指向和平與合作。因此，中美之間的鬥爭是針對性的、有節制的。比如，台海統一後，中國海洋安全戰略應做收縮性調整。
總之，思考中美關係及其相處之道，應當有一個國際視野、全球胸懷和對人類的終極關懷，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框定。當前中國正處於民族復興的歷史大勢中，正確認識和順應這種大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握和駕馭這一大勢。從歷史看，駕馭崛起大國的巨輪，避開與霸權國衝突的暗礁和冰山，既需要高超的智慧，也需要博大的胸懷和堅定的信念。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6月號，總第25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