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1日電／文化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治理能力的一個重要體現。習近平總書記在致首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的賀信中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把文化建設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不斷深化對文化建設的規律性認識”。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提出，“要優化數字化發展環境”，“建設公平規範的數字治理生態”。數字技術變革、數字經濟發展以及數字社會建設等為文化治理的創新發展注入新內涵，也為強化文化治理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地位，發揮文化治理在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中的功能和作用創造了機遇。
一
光明日報發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李小牧、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授王海文文章表示，數字技術變革為文化治理創新提供了新的條件和路徑，為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奠定了適應數字時代要求的廣泛技術基礎。以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加速應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創設出廣闊的數字化應用場景，並在推動數據要素生成、滲透以及功能強化過程中促進文化新業態和新模式的創新，推進“數字+文化”的深度融合。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文化新業態發展韌性持續增強。文化新業態特徵較為明顯的16個行業小類實現營業收入43860億元，其中，數字出版、娛樂用智能無人飛行器製造、互聯網文化娛樂平台、增值電信文化服務和可穿戴智能文化設備製造等行業實現兩位數增長，文化新業態支撐作用進一步增強。數字技術賦能文化產業，促進文化產業數字化，推動流程再造、體系重構、高效協同等，使文化產品與服務的供需持續突破時空限制，相關信息的連通性、要素的流動性以及利益主體的互動性被提升到新的高度，從而極大提升了文化治理效率，拓展了治理通道和路徑，也使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技術基礎更加廣博厚實。
數字經濟發展為文化治理創新以及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注入了強勁動力，也提出了新挑戰。數字經濟背景下數字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正在加快改變著文化產業結構和文化企業組織形態，催生出大量適應數字文化生態環境的文化企業和文化從業者，其中尤以數字經濟與平台經濟互容共生下的平台型文化企業、中小微文化企業以及眾多自由職業者為代表。伴隨平台經濟的繁榮，一大批數字文化產品交易平台相繼湧現。數字文化產業規模的迅速擴張，結構的持續優化，新業態新模式的層出不窮以及各類平台的成長壯大等，使得數字時代的文化治理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創新變革新形勢和新要求。因應數字文化產業的崛起，為數量迅速增加、規模迅速擴大的數字文化供給主體、消費群體以及平台用戶等更有效地提供在成長發展過程中所需要的環境和條件，積極應對聯繫複雜多元、迭代更新快速、形態模式多樣等所帶來的監管和服務難題，及時化解涉及市場、文化、法律等方面的複雜多變風險，需要文化治理與時俱進，也是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重要環節。
數字社會建設為文化治理創新開辟了前所未有的數字生態環境，為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打下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數字時代文化治理的完善與創新離不開優良數字生態環境的保障和支持。而數字社會建設在為文化治理創新開辟其所需的數字生態環境的過程中，能夠與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實現同頻共振，從而更能體現公平與效率，更好反映和兼顧各方面的利益，更加有效破解社會矛盾和問題，由此強化創新文化治理與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之間在數據要素、數字技術、產業發展、社會建設等層面形成聯繫通道和相輔相成的作用機制，使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產業基礎和社會基礎實現更高水平的交融。
二
文章指出，數字時代背景下，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建設需要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以便更好推動適應數字時代要求的文化產業組織結構、組織體系、運營機制、營商環境等變革發展。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面對外部環境快速變化、內部結構需要調整、機制模式亟待創新的形勢，針對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面臨的新任務、新要求，緊抓戰略機遇，從創新文化治理的維度推動任務的落實落地，成為重要的路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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