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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 |
中評社╱題：“九二共識”，一中原表——辯證論析戰略清晰與戰略模糊問題 作者：李義虎（北京），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教授
【摘要】在2035年遠景目標已經揭示出國家發展態勢的明朗前景，而由此將築牢“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歷史大勢的情況下，在兩岸關係發展演進中更需要把握好的是兩對關係：一是“兩岸同屬一中”的“強共識”和“九二共識”實際上仍然作為“弱共識”的關係；二是對於作為“弱共識”的“九二共識”，大陸需要把握好戰略清晰與戰略模糊的關係。從辯證的意義上講，“強共識”是兩岸（和平）統一的基礎，而“弱共識”則可以是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把“弱共識”發展到“強共識”，是從和平發展轉進到（和平）統一的邏輯順延。而在目前，如果還要維持和平發展，那麼保住“弱共識”，也就是保住“九二共識”及其戰略模糊，是必要的，也有一定的可能性。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所作重要講話（以下簡稱“1月2日重要講話”）對“九二共識”做出了新概括，即“‘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1〕對這個新概括，大陸學術界不少人稱之為“九二共識”的正解，包括本人在內發表文章也作如是說，〔2〕同時它被普遍認為是“九二共識”清晰化的重要表現。本文認為，這個正解或清晰化做法，主要特點是“兩點論”，不是“一點論”：既重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又強調追求國家統一目標。“九二共識”的本來面目確實是兩點，“1月2日重要講話”對“九二共識”的新概括明確揭示了其主體意涵，回歸了“九二共識”的歷史原貌和初心，在目前兩岸關係“更加複雜嚴峻”的情勢下，這樣予以強調具有其必然性和正當性。當然，回溯來看，多年前在具備“共同政治基礎”，因而能够建立很強政治互信的時候，兩岸雙方可以在高度默契中衹用“九二共識”這個名詞作指代性表示，或著重強調一點似乎也沒引起什麼問題。但現在，以“兩點論”對“九二共識”所做的正解，是典型的清晰化做法，清晰化即是去模糊化；但沒有戰略模糊，“九二共識”的原有功能是否還存在，因為去模糊化有可能帶來去功能化的效果。
由此，提出了“九二共識”必須轉向戰略清晰還是應該仍然保持戰略模糊的問題。特別是，近年來兩岸思想界，包括大陸對台界的思想雖然呈現多元場面，但總體上看比較混亂，去年武統論與和統論就發生了一場較為罕見的爭論，武統論的聲量甚大，在輿論場上有蓋過和統論之勢。對“九二共識”的清晰化出現在此一襯景下，包括大陸學界大多數學者對“九二共識”的解讀采取清晰化處理，更凸顯了二者的突兀對峙態勢。因此，在目前的討論中，本文所要聚焦的“九二共識”的清晰化問題，在本質上還是戰略清晰vs戰略模糊的問題。本文總體認為，習總書記“1月2日重要講話”對“九二共識”所做出的新概括，是對“兩點論”的清晰化，而非簡單排斥戰略模糊，它反而是對戰略清晰與戰略模糊的辯證把握，蘊含著對台政策演進的深刻含義。有鑒於此，本文建議：對“九二共識”可以采取“一中原表”，即“一個中國，原版表述”的做法，以此合理對待和處理戰略清晰還是戰略模糊的問題。既要堅持對“九二共識”“兩點論”的清晰化，又可保留一定的指代性模糊空間。
一、“九二共識”的特有功能是保持戰略模糊
我們都知道：本來“九二共識”的基本功能是戰略模糊。1992年達成之時、2000年起名之時所經歷的過程，告訴我們：因為需要戰略模糊，才有“九二共識”；沒有了戰略模糊，“九二共識”也就失去了其價值，因為它的功能有可能丟失。
從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無論是出於政治要求還是技術處理的需要，當時它也衹能模糊、必須模糊。這是因為：第一，“九二共識”是共識，不是協議。經由1992年10月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的香港會談以及其後一系列函電、傳真往來，在1992年11月兩岸兩會達成這個“共識”的時候，雙方并未簽約，沒有將所產生“共識”的相關內容協議化、文件化、法律化。雖然按照不久前國台辦發言人所講“‘九二共識’是兩岸有關方面授權商談達成的，其過程和內容均有明確的文件和文字記錄”，〔3〕這些“文件和文字記錄”包括上面所說的雙方的函電往來（更有確認函電），也包括各自的相關記錄以及當事負責人的簽字。〔4〕而且，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雙方在數月間的函電往來具有某種換文的性質（法律上），但卻畢竟還不是正式的簽署協議或備忘錄等。需要講清楚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共識”的內容有戰略清晰的部分，有戰略模糊的部分。戰略清晰的部分就是前面說過的“兩點論”；戰略模糊的部分是暫時有歧義、應該本著求同存異精神加以對待與處理的地方，它需要雙方以高度互信與默契作為保障，這種高度默契是產生戰略模糊、而又能够使之在兩岸關係中發揮重大作用的條件。從這個角度看，“九二共識”本來就是個“弱共識”，而不是“強共識”。2012年我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發表過一篇文章，〔5〕就是論述如何從“弱共識”發展到“強共識”，因為當時是國民黨馬英九執政，雙方具有“共同政治基礎”，有較充分的條件去這樣做。但實際上，自2016年至今民進黨蔡英文總統執政，始終不承認不接受“九二共識”，大陸方面與民進黨當局已經沒有“共同政治基礎”了，所以連“弱共識”是否能保得住也成問題。
第二，“九二共識”是兩個版本相加，不是一個版本。當時的情況是，為能够達成“共識”，大陸海協會提出了5種版本的文字表述，台灣海基會提出了5種文字表述和3個口頭表述，一共8個版本，最後正式形成的“九二共識”便是從海協會和海基會的多個版本遴選定案的。〔6〕由是之故，後來國民黨方面在解讀“九二共識”時衍生出并一直存在的“一中各表”說法，與此不無關係。但必須指出的是，這兩個版本之間需要保持“戰略模糊”的地方并不是指雙方關於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表述（雖然是口頭表達方式），而是限定在關於一個中國的內涵方面，其原文均照錄如下——海協會版本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海基會版本是：“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這就清楚地表明，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宣示與表述上幾乎沒有差異，而且對“兩點論”也都有自己的明確表述；雙方衹是在“一個中國的內涵”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上“認知各有不同”或“不涉及”。〔7〕因此，在“內涵”上采取的是“不表”，對“原則”（後來也稱“核心意涵”）則“要表”，前者即是運用政治智慧處理的“戰略模糊”。
從後來的兩岸關係發展來看，最重要的是有客觀需要，就是這種模糊對雙方都有用，在現實中也管用。前面所說的對“內涵”的“不表”在處理方式上實際上就是保留一定灰色地帶、暫時脫敏的戰略模糊，2000年後以“九二共識”這四個字作為雙方“共同政治基礎”的正式表述，則是一種指代性模糊，開始時可以給剛上台執政的民進黨當局在兩岸政策上解套并能够使用（即可用此代表“一個中國”），之後則成為台灣方面與大陸進行政治互動的基礎，它是一種政策宣示方面的戰略模糊。
因此，“九二共識”的戰略模糊是兩個層次的模糊：1992年在“內涵”問題處理上由“不表”所形成的戰略模糊和2000年以“九二共識”作為政策代名詞的戰略模糊。通觀從1992年至今的兩岸關係歷程，“九二共識”不僅是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接觸商談的基礎，而且是後來兩岸政治互動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礎”。正是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上世紀90年代的幾年裡兩岸雙方舉行的事務性商談得以順利進行，并曾達成過多個協議，推動了兩岸關係的發展。在後來的兩岸互動中，衹要（雙方）承認和接受“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就好，就有發展，就能“春暖花開”；衹要（一方——其實僅僅是民進黨當局）不承認不接受“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就壞，就退步，就衹會“寒意料峭”。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過的，“‘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之錨”，“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也正如兩岸不少學者指出的，“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通關密碼”。而所謂能够好，其實是因為在堅持“九二共識”的同時保持了“戰略模糊”，是那個“戰略模糊”在充分發揮著其調節與整合功能；它不僅說明雙方有高度政治互信，而且政治互信可以采取高度默契的形式。但現在，清晰化趨勢在相當程度上映射了兩岸關係的現實，由於民進黨當局始終不承認“九二共識”，并采取對抗性兩岸政策，兩岸關係高度緊張、深度惡化，是“形勢更加複雜嚴峻”；雙方既沒有起碼的政治互信，也沒有能够進行對話交流的氣氛。受此影響，如果對“九二共識”的清晰化趨勢再進一步擴大，它是否不再保留戰略模糊的功能，甚至也沒有必要再留存自己那四個字呢？換言之，乾脆直接使用“一個中國原則”或“兩岸一中”就行了，何必去費事呢？
二、“九二共識”清晰化的原因
前面說過，“九二共識”本來的特有功能是戰略模糊，但近來之所以被清晰化，是因為出現了原本不曾想到的情況：在台灣那邊，無論是民進黨方面還是國民黨內部都出現了否定和遠離“九二共識”“兩點論”的趨勢，兩黨的大陸政策都朝著（跟這兩點）相反的方向變化。民進黨方面不承認一中，拒絕統一選項，根本否定“九二共識”；國民黨內除了洪秀柱等人以外基本上不提統一，也不再多提一中了，并開始出現消解或解構“九二共識”的動向。
（一）民進黨方面。“九二共識”在1992年國民黨執政時達成，但這個名詞的正式提出則是在2000年阿扁上台執政之際。當時阿扁就職講話提出了“四不一沒有”，對“九二共識”曾一度鬆口，但很快在李登輝指使下被時任陸委會主委蔡英文總統出面阻止。這之後，阿扁妄稱“不存在九二共識，衹存在九二精神”，“所謂的九二共識，就是沒有共識的共識”等等，而其推動“法理台獨”的言行則更直接否定了“九二共識”。長期以來，民進黨內對“九二共識”的立場是普遍不予承認和拒絕接受，甚至對這四個字視如禁區。2016年5月，蔡英文總統在就職講話中對“九二共識”采取了兜圈子的閃躲動作，改稱“九二歷史事實”等措辭，實際上仍拒不承認“九二共識”。〔8〕最過分的是，在香港“修例風波”期間，蔡英文總統故意把“九二共識”說成是“一國兩制”，嚴重誤導民衆和混淆視聽，欲藉機將之打入冷宮。2020年5月，蔡再度連任後則對“九二共識”隻字不提，繼續頑固維持其原有立場。總的來看，民進黨對“九二共識”的兩點都不接受，采取全盤否定態度，對“九二共識”這個詞也是一直不認可、也不接受的。不久前，綠營主要媒體《自由時報》在顯著位置發表一個社論，題目為“九二從來無共識，井水河水兩不犯”，這頗能說明綠營整體對“九二共識”的態度和立場。〔9〕
至於最近邱太三提出的“建設性模糊”說法雖伴以“春暖花開”等軟性話語，但卻表露出民進黨當局仍然視“九二共識”為他類，并仍想繞開“九二共識”來進行所謂兩岸對話互動。不僅如此，這個“建設性模糊”還提出了自己的預設前提，就是大陸方面不能強加給台灣無法接受的“政治框架”及停止所謂“軍事威脅”。照此邏輯，民進黨當局不僅繼續否認對兩岸關係有明確定位的“九二共識”，而且試圖把自己的“政治框架”作為進行所謂“有意義的對話”前提，這個“政治框架”實際上仍然是“一邊一國論”或“一邊一國論”與“兩國論”的混搭，根本不可能被大陸方面接受，對啓動兩岸對話互動也根本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筆者曾經著文說明對蔡英文總統和民進黨來說，接受“九二共識”本來是其所謂“維持現狀”中成本最低、也最簡約省事的選擇。〔10〕一旦承認與接受“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就能良性互動，就能“春暖花開”。但多年來的事實證明，民進黨的心并不在此，并常常不切實際地想讓大陸接受它自己的“預設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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