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對政治動員的部署，需要把握“有效動員”與“去政治化”之間的辯證關係。束沐認為，根據過往經驗和數據，愛國愛港力量長期在香港以沉默、零散的方式存在，反觀對方陣營則是被高度頻繁地組織、動員、串聯，可以說過去24年，愛國愛港力量動員不足的確是一個遺憾。但是他同時認為，香港始終要把握好“經濟城市”、“金融中心”而非“政治城市”、“鬥爭中心”的本位角色，應當逐漸推動“去政治化”、防止和管控“泛政治化”回潮。束沐表示，我們當然要承認香港長期存在著中外政治力量複雜尖銳博弈，現在有了國安法、有了新選制，愛國愛港力量也當然需要維持動員熱度、提高動員效率、優化動員效果，但若動員過度了、令“愛國者治港”不慎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這對香港長治久安、發揮其應有功能也是不利的。他期待，當反中亂港的政治風險被有力管控後，香港應該以“求大同、存大異”為基點，把重心放在經濟建設和民生改善上。
第四，對民生政策的規劃，需要把握“給人實惠”與“給人希望”之間的辯證關係。束沐表示，港府既要解決好一些突出、急迫的民生問題，也要積極為解決長遠性、根本性的深層次矛盾創造條件和基礎。政府應該抓住“獲得感”和“希望”兩個關鍵詞。他解釋，“獲得感”往往是從小處著手、在細節見真章，讓市民真切感受到政府的關懷與服務。同時，“獲得感”絕非是靠天上掉餡餅砸出來的，讓民眾“看到希望”則比“有獲得感”更重要。福利政策是給社會“兜底”而不是培養懶人，政府“扶貧”不能硬生生劃出一個“貧困階級”，而是讓基層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看到向上流動、實現更好生活的希望，否則就會掉入“派錢捱罵、不派錢更被罵”的怪圈。
“最關鍵的是，整個治港架構要破釜沉舟，從住房破題，做一件得民心的大事。”束沐建議，等到新一屆選委、立法會和治港班子成軍後，在行政立法高效配合下，引入內地央企“基建狂魔”、以內地標準的成本和效率，讓“明日大嶼”國營性房屋首批入夥時間提前5年，並提前啟動輪候分配工作。他表示，香港原地踏步了太久，再也等不起、拖不起了。 |
